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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罵戰”3D版

內地乘客地鐵進食引發的“中港罵戰”,眼鏡男阿Ken可獲本年度傑出青年獎;撳停列車召喚職員的阿叔可獲本年度好市民獎;拍下現場視頻短片的陳先生可獲本年度最佳新聞獎;一句“下車罵死你們”的內地悍婦可獲本年度最生猛潮語獎;童言無忌直稱“應該是媽媽不對”的內地女孩,應獲得未來中國公民獎;至於罵港人是狗的“三媽”孔慶東,語涉分裂中港,疏離港人對“中國人”認同感,可獲“一古罪人”的尊榮,蓋彭定康為“千古罪人”,孔慶東無此地位,百古十古也不配,“一古”之後便誰也記不得他了。

為何民調顯示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創下回歸以來的新低,看過這段“中港罵戰”短片便心有戚戚然。殊不知大陸也有熱爆勁爆的電視“3D版”——原本對中國人身份很自豪的海歸女子劉俐俐,與壟斷著更正宗更尊貴“中國人”交椅的江湖大佬的火辣碰撞,有心的讀者只要到youtube搜索劉俐俐的名字就可以看到這段高清“3D版”,全部衝突都是因中國這個稱謂而起。

從新西蘭回國的二十四歲劉俐俐小姐,她上《非你莫屬》電視節目,說“覺得中國變化很大,再不回來我都要傻了。”這本是很愛國的感情剖白,卻引燃主持人的敵意,指劉俐俐用“中國”不對,用“祖國”也不妥,稱謂應用“我們這地方”,理由是用“中國”二字就好像把自己擺在中國以外了。

中聯辦郝鐵川指斥關於“中國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民調,他著實應該看這個3D版,用郝的話來說,“不科學”、“不合邏輯”的到底是愛國的劉俐俐,還是有愛國表演癖的電視主持人(張紹剛)?郝鐵川強調香港人屬於中國人,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然而再觀這段內地3D版,那麼到底是“我們這地方”包括中國,還是中國包括“我們這地方”,到底誰的邏輯有問題?

那段3D版其後火星四濺,一群Boss(身為節目嘉賓的企業老闆)踴躍加入對劉俐俐的圍攻,後續波瀾已和愛國無甚瓜葛,而是受過現代文明薰陶的年輕姑娘和來自專制醬缸的肥白蛆蟲之文化衝突。香港特區政府不是要強化“國民教育”嗎?這段3D版頗值得港人細品,劉俐俐的人格獨立和自由表達,堪為公民教育範例;而主持人和“強國”Boss們的言行,亦恰為“我們這地方”國情教育樣板。

反過來,地鐵“中港罵戰”視頻對大陸同胞也是公民德育活教材,都像眼鏡男阿Ken那樣挺身而出,被車輾的小悅悅就不會無人相救,“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的區別,看過短片便知。再加上孔慶東“虐人虐畜”的一通狂噴,香港人更恥於和這樣的“中國人”為伍。幸好地鐵裡還有那位正直的內地女童,她代表著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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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釵》之妓女、烈女、處女

 

本屆奧斯卡二月底揭曉,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先輸了金球獎,又在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初選出局,剩下獎項也全軍皆墨。惜哉,我真心期盼此片能獲最佳男主角獎,就憑基斯頓.比爾前往山東臨沂探訪陳光誠,其情其志比《金陵十三釵》的美國假神父更具人性光輝和人道關懷。也憑這點,天朝廣電總局並不樂見基斯頓.比爾得獎,萬一他捧得金人,上臺致辭口沒遮攔地說起那位中國盲人,天朝情何以堪!

 

《金陵十三釵》難入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之門檻,關鍵還在深度。論投資和張藝謀的名氣,都遠勝於那部伊朗片《伊朗式分居》,卻就是贏不了人家。《金陵十三釵》的人性刻畫,可知比起法國莫泊桑一百三十多年前《羊脂球》不如遠甚,那篇小說描寫普法戰爭從淪陷區出逃的一群法國人,馬車裡有貴族伯爵、知名愛國人士、政客、商人、修女,也有一名綽號叫羊脂球的妓女。這些人對她前倨後恭,只緣普魯士軍官要羊脂球陪睡卻遭她怒斥,馬車被截不得前行,那幾個同胞便多方勸導羊脂球要深明大義,要為愛國作出偉大犧牲。羊脂球哭泣著屈從了,馬車上的愛國者豪唱《馬賽曲》而速速逃遁……這是何等冷峻的人性刻畫!

 

《金陵十三釵》也沒能逃過八十多年前魯迅尖銳的評語,他在《論睜了眼看》中寫道:“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君不見羊脂球固然痛苦,卻還是陪敵人睡了,而《金陵十三釵》由愛國妓女代替處女學生(處女正是民族貞操象徵)赴死,還不忘讓她們暗藏剪刀,以最後完成殉國的烈女牌坊。

 

假使我寫這一題材如何展開?不如掘進更深層,比如南京保衛戰的國軍,十年後完全可能再歷“雪白血紅”之長春圍城戰,兩場殺戮看似性質迥異,卻都是中國人之慘酷劫難。再發掘下去,南京屠殺的倖存者完全可能再歷十年文革,這又是一場民族大災難,比起生命浩劫,靈魂浩劫更具深刻意義,把南京屠殺的線索往苦難歷史深處延伸,從而開掘一眼深井。

 

我和《金陵十三釵》編劇劉恆是舊識,另一位編劇嚴歌苓,我在二十多年前的全國青年創作會議上也見過,我不會比這兩位同行高明,反是他們更清楚,像我這般思路絕對不可能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查;或許他們也比我清楚,浩蕩的愛國庸眾也決不能接受如此痛切的人性開剝,更難容把不同劫難連結起來縱橫審視和省思,以庸眾的認知,南京屠殺是異民族侵略殺戮,長春餓殍和文革浩劫則是中國人之家醜,沒有可比性。殊不知,大規模虐殺異族固然是反人類罪行,而同胞之間相殘和大規模靈魂蹂躪更具悲劇深度,《羊脂球》就揭示法國人自己的人性陰暗和卑劣,遂成為傳世之作。可嘆專制文化土壤生長不出這樣的果實,也養育不出具備鑑賞力的大眾,故而所謂建設“文化強國”只能是天朝夢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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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邦交逸事一束

(本文寫於2007年,因拙文評議《金陵十三釵》,有網友留言提出日本政府之戰爭道歉的話題,故再貼出舊文)

查猪年通书,应是“宜出行”。于是胡温于开春时节双龙出海,一个北上,一个东渡。且说胡锦涛访俄,打前站的是吴仪和少林武师,僧俗联袂,雌雄合璧,令亟需商贸合同和酷爱少林武功的普京总统喜上眉梢。再观温家寳访日,既无女侠襄助,亦无武僧压阵,却独闯龙潭,先在公园运起内家太极,又在球场挥舞外家棍法,强棒出击,果然以内外兼修的九阳神功完成了“融冰”之旅。

温总理正面肯定日方已就二战侵华多次认罪及道歉,并感谢日方近三十年来对中国现代化的大量援助。据温总所言,他的演讲得到了九旬高堂的赞许。温老太亲历一寸河山一寸血的抗日战争,尚有此言;反观不知伊于胡底的爱国愤青却很不受用。

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记录,却证明温总理所言不谬。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的正式道歉已超过二十次,第一次文告式的语言是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日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内有“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此后日本多任首相一再道歉,其中村山富士首相还到卢沟桥鞠躬道歉。直到1998年,两国签署《中日关于致力和平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再一次以日本国的名义宣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至于北京政府有无对自己建政以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是另一个话题,本文姑且不论。却要说,温总理此言一出,爱国愤青纵有不快,终是无语,当年啸聚街头壮怀激烈的反日情景,已不复见。一如鲁迅的《风波》所写,鲁镇臣民脑后的辫子,何时盘起何时放下,都要看官衙的告示。温总理对日方“感谢”一番,那些忠肝义胆的爱国少侠们便偃旗息鼓,如同《风波》里的赵七爷“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也没有穿长衫。”一语道破:愤青的火红岁月从此结束了。

其实夷夏邦交的根本大法,就是《周礼》之“和邦国,谐万民,安宾客,悦远人”。哪怕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亦系如此。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拟定欲攻心先“攻胃”的方略,集各大菜系的招牌美食来“悦远人”。周亲自命令潜水员下深海采鲜活鲍鱼,以飨宾客。被列入国宴的还有粤菜清远钵仔鸡,于是留下一段外交逸闻——尼克松“闻鸡起舞”,食指大动,还问这是甚么鸡?翻译一时语塞,盖粤人所谓的“鸡项”难以言传,牠不是童子鸡,而是未生过蛋的雌鸡。生蛋系母鸡月事来潮,那么“鸡项”应为“未成年少女”,但这怎能翻译呢?据说,周总理妙语如珠,为翻译脱困排难。他告诉尼克逊:“这是公鸡的未婚妻”。尼氏以为说笑,便开怀一乐,遂使中美关系在觥筹交错之间掀开新页……

据笔者考证,“鲍鱼”逸事是真的,“清远钵仔鸡”的趣闻是假的。美夷于美食之道,品味甚差。他们只认靠美国饲料与生长素催肥的番鸡,而不会喜啖中国土种走地鸡。“清远钵仔鸡”的故事应是粤菜食谱的写手杜撰出来的。其实,连鲜活鲍鱼也很是多余,美夷对此物也不大“感冒”。有新近出版的里根总统私人日记为证——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行前特地向尼克松前辈请教中式礼仪。尼氏告诉他,中方宴请时,你莫问盘中之物是什么东西,最好埋头努力加餐。里根的私人日记写到,那次访华,有一道菜他在盘子里扒来扒去,最终还是不敢问津。

美国的开国先民多有清教徒传统,他们对美食感觉迟钝。幸好日本人要比美夷好侍候得多。记得尼克松之后,就轮到田中角荣来访,日相先听到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老调重弹,进而蒙周总理悉心关照,饮到了魂牵梦系的佳酿“五醍浆”。原来田中当年是侵华日军的小队长,长期驻守华北,并于军事“扫荡”中杀进江苏,他偶尔喝到江苏滨海小城的特产五醍浆,惊为琼浆玉液!田中今日旧地重游,便向中方打探此酒。五醍浆因产量低微,国人多不知道。但有周总理张罗,岂有办不到之理?田中角荣便“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以醉月”(李白),把盏拾忆,缅怀种种侵华轶事,不禁心潮澎湃……如果年前满街暴走的反日愤青大军知悉这则“五醍浆旧事”,不知作如何想?

然而,真正缔造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却是三十年前的邓小平,他弃专机专车而乘坐新干线,考察企业,走访农户。他说要搞明白“为什么二战之后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起来了”?邓小平访日归来,正好埃塞俄比亚的新元首来访,邓小平告诫他:“你们不要搞社会主义那一套。”未几,中国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继而中日关系在八十年代臻达全盛时期……

如今邓公早已骑鹤归西,但“社会主义那一套”仍未入土为安。中国的经济模式斗转参横,实际上“跟着美国跑”,一跑就跑了好多年,眼见似有点要“富起来”的意思了。然而政治制度则仍然遵循邓小平三十年前的指示,“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谓之:我们不跟着美国跑,坚决不!(2007年5月)

“四·二五”与“四·二六”

(2005年舊文)

大陆的反日狂潮已被轰然落下的铁闸截流,空余一地激情的碎片。上海《解放日报》的“四·二五社论”一出来,反日反得正在兴头上的“爱国愤青”霎时如遭雷殛,该社论和十六年前弹压民运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调子惊人雷同,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大陆民间的群众抗议运动,自六四被坦克辗碎之后几不复闻。虽说1999年“五八炸馆”的反美怒吼其声隆隆,但实系“政府行为”,当时的副主席胡锦涛出镜讲话,给广大愤青赐予“爱国”册封,便顷刻云散雨收,北京当局曾自诩为“收放自如”。如今旧戏重演,只不过遞夺了“爱国”的精神册封,而且转而变脸指为“背后有图谋”了。于是反日愤青感到无比委曲和别扭,一片爱国精忠竟遭官府封杀,直似阿Q之被“不准革命”。

说来所谓“收放自如”,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端侮辱的词语,教人想起卖艺场上拴着链子的猴子,敲铜锣、翻筋斗、拿大顶,等到主人一声吆喝,猴戏旋即收锣。且看中共在收放之间的操盘手段,“放”时不惧口水四溅,砖石横飞,但官方传媒对是次反日潮严加过滤和遮蔽,不容此类场面派生任何异端的联想,而又借国际传媒之镜像让反日喧嚣的分贝无限放大,挟民意而自重。一旦时分已到,“收”字诀祭出,便立刻“清场”,即便反日愤青旌旗所指是“扶清灭洋”,但极权统治的禁忌是不容脱缰猴子满街暴走的,哪怕愤青们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非分之想,却也要防患于未然。于是民气也者,用过之后就要丢回铁笼之中了。然而这种政治把戏玩多了,总会穿帮。

爱国青年不是猴子,他们是人,是人就会有脑子。本来,面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气压和糜烂现实,处于青春骚动期的青年理应抒发出自己的愤怒,他们的前辈五四的一代、四五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一代,都是可歌可泣的时代先驱;今天这代青年对社会现状同样充满焦虑和愤怒。就在不久前,全国一大批高等院校的网络论坛被官府上锁加封,此举对被幽囚于心灵牢笼和专制铁屋里的青年意味着什么?无异于对家奴举起了象征着屈辱与卑微的烙铁,无异于对圈中牛羊抽起又一记凄厉的响鞭。清华大学与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发出过不平之鸣,网络上的无数留言,显示出青年的热血仍在奔涌。然而,他们已经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肩膀,已经被剥夺了批判现实的话语权,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铁腕统治术之大成的政权。这尊暴戾的巨兽用利爪牢牢攥住权柄,紧扼住人民的喉咙,而它却通体喷着谎言的金漆。鉴于中国大陆的如此政体在21世纪已成了历史遗孑,为了延年续命,就需要制造大量的愚民,用谎言的牧笛和暴力的响鞭,把羊群赶向特定的谷地,而牧笛吹得最尖锐嘹亮的旋律,就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也是要看寅时卯时的,如同鲁迅《风波》里所写,臣民脑后的辫子,何时盘起何时放下,都要看“衙门里大老爷”的告示,愤青们亮出的战旗,则如同“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今日穿上竹布长衫的赵七爷满面油汗地“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一波爱国狂潮犹在巅峰,忽报《四.二五社论》的衙门告示出来了,什么保钓联盟什么反日同盟均遭官府抄查,于是那些血热中肠的爱国家们便登时鸦雀无声,如同七斤在鲁镇所看到的赵七爷“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诉诸历史悲情,借助民间情绪,点燃燎原野火,这种政治豪赌并非有杀无赔的,这一把押赢了,另一局就可能通输。无论怎样去愚弄百姓,撩拨民情,那类把戏玩一次大家就想深一层,再玩两把,还真不知道谁是大输家。

且说抗议日本极右翼扶桑社出版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且不说日本有一百多种历史教科书,而扶桑社仅仅是八家教育出版社中的一家;也不说扶桑社的教科书2001年时仅有数百学生在采用,而且都是特殊学校的弱智学生,去年也不过是一千多学生在采用,使用率不足全国学生的百分之一。还是来说说大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吧,中国的教科书才真正是政府审定的千部一腔,而那里头有几多历史真实?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此为钦定的不易之论;国共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中共“被迫还击”,此说亦为不易之论;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建政以来各个时段,均无半点“真实”可言。日本历史教科书把南京屠杀改为“南京事件”,便激起神州众怒,那么六四屠杀非但不能以“屠杀”称之,连称为“六四事件”也不行。又倘若日本右翼教科书把南京屠杀,称为“发生在1937年日军入城时的一场风波”,而且其性质是“平暴”,中国人民怎么想?1979年中共在并未宣布废除中越友好同盟条约的情况下,也并未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而向越南发达突然进攻,夷平谅山、高平两座城市,东线总指挥许世友下令“谅山一幢房子也不能留!”如果越南政府要求中国郑重道歉,越南人民发起游行示威,要求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的少先队、共青团在清明节不得再祭奠“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陵园,那又将如何?

一个国家不尊重历史,在世人面前是没有尊严的——此话说得好。日本政府对二战时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缺乏反省的足够诚意,这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但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记载,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的正式道歉已不下于20次,第一次的文告式语言是1972年日相田中角荣(侵华战争中田中角荣为排长,驻守华北)和周恩来签署的《中日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内有“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此后日本多任首相都一再道歉,其中村山富士首相还到卢沟桥鞠躬谢罪。直到1998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关于致力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再一次以日本国的名义宣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反观中共政权,它从来没有为建政56年来所犯下的用最客气的话来说是“严重错误”而道歉。这样的政权可有什么尊严可言?而可叹者,中国人受其奴役和负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失去了尊严。

时至今日,廿一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就是依然辗转呻吟于专制的牢笼里。这场反日喧闹里满街暴走的愤青,被《四·二五社论》的大棒劈头盖脸抡下来,一下子给打蒙了,回过神来,网络BBS还是被封得严严实实,自己的历史与政治教科书还是被篡改得不成样子,他们还是没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没有选举权和各种公民权利,将来也不知何时才能有。他们所效忠的那个“国”,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沉重的幻影。一辈又一辈青年依然愤怒着,一辈又一辈人徐徐老去,“国”还是那个“国”。莫非要到某一天,大家都不爱她了,这个“国”才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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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與地》和《金陵十三釵》

 

 

《天與地》是一套香港劇集,講的是香港人的故事及其心路。它被大陸禁了,天朝自有其心病,豈止手上血腥味幾十年未洗乾淨,忌諱之多如同Q爺的癩瘡疤,“‘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阿Q正傳》)。

《天與地》是香港新浪潮力作,《歲月神偷》和《桃姐》等亦為潮頭之作,莫以為新浪潮只限於影視,它既是文化的也是思想的,再延伸開去,近日香港市民反D & G霸權之“起義”,亦係本土化重要訊號。香港新浪潮運動是九七回歸後的集體反省,經過種種紛亂、浮囂、跌宕,世相和人心開始沉澱,向着本土化真正“回歸”。香港一個半世紀命運浮沉,試問誰不置身於這個大故事之中?

《天與地》若干對白台詞,諸如——“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

“你看看我們這個世界,看看這個城市的樣子。除了錢這個字,我們已經分辨不出是非黑白,我們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得像倒模出來似的。”

“當所有人都說我們的城市被邊緣化後,我們會覺得沮喪,失望,悲哀;但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所謂邊緣化,是因為我們依附於主流價值觀。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自己一套價值觀?”

“香港人最擅長是什麼?就是善忘,除了錢,忘記身邊所有的一切,忘記那些舊樓、碼頭,忘記曾經在街上喊過的口號。”

“獨立的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其實何止是 Rock & Roll ,我們做人不是本來就應該這樣嗎?”

“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說同一句話;而是一百個人說不同的話之餘,而又懂得互相尊重。”

“為什麼人長大了以後,就要這麼多妥協、這麼多考慮?這麼多理由去面對現實,才叫‘正常’嗎?”

這些句子並非編劇即興創作,而清晰傳達出港人的集體反思。

接下來說到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此片在北美票房慘淡,口碑不佳,競逐金球獎又落榜。根據北美專業影評,此片平均得分是倒數第二等級,其內涵“weak”(乾癟虛弱)。多篇影評指它是“大雜燴”、“荒唐肥皂劇”;對《金陵十三釵》最尖刻的評論當屬《荷里活報導》的文章,直稱此片若在一九四二年推出,或可成為有效的“反日宣傳片”,而到了今天,它充其量是“低級噱頭”。若說最有見地當屬《紐約時報》的評論,認為此片敗筆在於把南京大屠殺濃縮於“性”,而疏離了歷史本身。

《金陵十三釵》敘事線索貫穿於日寇意欲對十三個女學生性侵占,其間性羞恥、性想像、性奉獻都圍繞這條主線。一句話就是為民族而獻祭肉體的愛國主義,那些亡國商女的傑出前輩賽金花早在八國聯軍侵華時就身體力行了。

我看過題材近似的幾部歐美電影,羅曼.波蘭斯基導演的《鋼琴家》(The Pianist);英國片《生死朗讀》(The Reader);法國片《沉靜如海》。論投資大約都只有《金陵十三釵》的小指頭都不到,論口碑卻有天壤之別。筆者不欲對張藝謀加諸惡言,試想張要遵普世價值去發掘人性,向前述幾部作品的深度靠攏,只能與《天與地》一樣被禁,如同《金陵十三釵》男主角克里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前往山東臨沂探望盲人陳光誠,結果被毆打和驅逐,此係人性人道在這一方水土的命運。

對張藝謀冷嘲熱諷,並不能拔高全民藝術品味,更不能建設“文化強國”。張藝謀曾是中國電影的驕傲,他本來有望成為國際電影大師,他的《活着》被禁後,還拍過《我的父親母親》,此片已比《活着》後退一大截,卻尚有若干人性刻畫與歷史反思,然而只要思想專制文化專制不除,此路顯然走不下去。於是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張藝謀已完成了背向現實與人生的轉身,及至《英雄》,竟淪為大一統專制皇權的貢品。欲知當代中國緣何出不了大師,張藝謀就是一個例子。

更可悲的是,專制越長久,土壤越板結,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就越低下。於是張藝謀的《金陵十三釵》斷無可能如《鋼琴家》(The Pianist)和《沉靜如海》(法文名字:Le Silence de la mer)那般,發掘被時代濁流所裹挾和驅策的納粹軍官之心靈掙扎,表現戰爭之殘酷野蠻未曾泯滅其人性與人道之心,亦未泯滅對人類文化結晶的崇尚熱愛。張藝謀更無可能像《生死朗讀》(The Reader)那樣,無情地剝開人心之陰暗面,那怕納粹集中營一個蒙昧獄卒之奉命行惡,其罪過也未必比人類本能的自私和卑劣那一面更惡。《生死朗讀》裡戰後對女獄卒漢娜的審判,其絲絲入扣的細節,無異於一場人性審判。

假使張藝謀真有這等思想深度和藝術氣魄,首先就過不了庸眾那一關,必定被愛國群氓的狂囂口水所淹沒,他們是民族仇恨和思想統制重軛之下的雙重奴隸,有“毋忘國恥”這一心理符咒在上,什麼藝術什麼人性,都是扯淡!他們對於“國恥”的強烈自我心理暗示,堪稱為對民族仇恨的一種“畸戀”。自不待言,對人類高尚文明既無鑑賞力也無精神追求的庸眾與群氓,正是這片冷土結出的果實。

胡錦濤新年講話警誡西方文化價值的“長期滲透”,要“警鐘長鳴,警惕長存”,充分認識“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嚴重性和複雜性。”此類黨話聽去恍如隔世,卻是中國專制的現實。用《天與地》裡電台節目助理Rico的話來說:“大家現在聽到的怦怦聲,就是強權與制度下的代表,在建制下的當權者,他們最恐懼的,就是他們管治的人不聽話。”有如此制度,必有這般當權者,於是中國豈止沒有大師,就連現代公民都無法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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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書《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新年伊始,我在蘋果日報的文章結集成書,《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已出版(文化藝術出版社,香港各書局有售)。我為《蘋果日報》寫專欄,不覺已邁入第七個年頭。記得六年前赴港,羅孚前輩請吃飯,客人有李怡。我和羅家頗有淵源,卻初識李怡,他邀我為論壇版寫稿,我姑且一試,回美後投稿都獲采用,便就此寫下去,一晃多年。

卻沒想到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的讀者群,〇九年參加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國際文學研討會,有香港讀者持我的《血路一九八九》新書要求簽名;次年參加友人羅海星葬禮,也有素不相識的讀者說喜歡我的蘋果雜文專欄,希望我結集出版。我供職的公司在香港有分部,香港同事對我開玩笑說,在《蘋果日報》寫稿“很容易紅”。謝過此言,真要感激《蘋果日報》給一個失去故國文化土壤的流亡作家提供了耕耘園地。

二十多年前的六四,我懷著劇痛,抱定與極權主義決裂之心投奔怒海,登岸於香港這片熱土,是香港市民的捐款營救了我和其他逃亡者。我為之感恩,更與香港有某種命定的聯系。其後我到了異邦,孑然一身,卻帶著母語和難釋的文化情懷,這是我全部所有。進入另一種語境和價值系統,助我一點點清除專制植入的思維和話語,於是有了全新的視點去觀照自己和群體中國人所走過的歲月和道路。越是如此,我越懷戀祖國,越對她的人民懷著同胞手足之情,因為我深知,他們可以而且理應過上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

專制主義壟斷著“國家”和“人民”這類詞語,進而把權力圖騰化。別人批評專制就是不愛國和“反華”。然而只有對國家有真愛,才會對發生在這個國家里的一切不義痛心疾首。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寫道,包括波蘭在內的五個共產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那天,就是他成爲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他說,“爲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一個人的民族認同,在於他是否對自己國家的失仁缺德感到羞恥。

近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調查結果,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十二年來新低,這是一個反證。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那部分受訪者,他們絕非數典忘祖,而是對頂戴著“國家”的峨冠博帶所行之不公不義、失仁失德深感折辱。

在我的《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一書中,或對歷史的沉痛反思,或對現狀的尖刻嘲諷,都是出於對自己民族的愛,希望她有更具尊嚴的面孔,有更健全的心智,有更美好的未來。只要這一天還未到來,作為這個民族的子孫,我都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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