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六月 2011

笑不出來,是最不幸的時代

艾未未被稱為“艾神”,坊間百姓亦非將他封神,而是把他視為扶助弱者的獨行俠。從這個意義上說,官媒指艾未未“特立獨行”確實沒貼錯標簽。在萬物皆被和諧的天朝盛世,特立獨行是不允許的,所以要抓他。捉神容易送神難,首先定罪名就頗費周折,顛覆XX?危害XX?擾亂XX?重婚?還未找到艾未未的穴道,當局已先犯法了,禁錮公民八十二天,再羅織偷稅漏稅罪名,說出來滿地都是笑掉的大牙。

胡錦濤上任之初,力倡“依法治國”,還詮釋:就是“依憲治國”,亦曾請來法學專家學者給政治局講課,稱:執政黨也要遵守憲法。這本來就是現代憲政國家的ABC常識,按陳毅之子陳小魯的回憶錄,他從總參謀部借調到趙紫陽領導的政改研究室,當時就著手推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包括“黨大還是法大”;“人治還是法治”已列入議題,這一切都因六四而流產。

只要胡錦濤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滿清君主立憲,史學家指太晚了,於是搞共和革命;國民黨從軍政、訓政到憲政,論者也說太晚了,於是敗走臺灣。孰知辛亥百年,中國大陸既無“黨主立憲”,也無憲政共和。君不見蔣經國到八十年代才開放黨禁,無論多晚,真心去做都猶為未晚。誰知胡錦濤的“依憲治國”,卻成了他空話治國的第一炮空話。

據陳小魯回憶,當年政改研究室曾提出:共產黨的權力從哪里來?是憲法賦予還是人民選舉?都不是。陳小魯的當時思路是,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國共之爭是“武裝選舉”,靠槍桿子說法,共產黨贏了;到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怨鼎沸,共產黨已失去統治合法性,後來鄧小平的開放改革,使民心重新得以凝聚,那叫“經濟選舉”,但兩者都不能長治久安。他認為共產黨其實是介乎於集團和政黨之間,未學會真正政黨政治,要做到這一步,先要實現黨內民主。可嘆迄今共產黨連這一步都邁不出,遑論讓人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近日有一個熱爆網絡的視頻(在內地已被封殺),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在研究生畢業典禮的演講。他說道:“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時代,比如: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不鼓勵你建黨。”他又叮嚀畢業生走上社會,“可以做不成包公,但一定不能迫害忠良,這是底線。如果四年之後你來見我,我知道你迫害過忠良,我就‘滅門’——不讓你進我的門!”

何兵的話引起研究生們一片掌聲笑聲彩聲,但他們畢業後真能守住那條底線嗎?恐怕很難。眼前艾未未案,就是典型的迫害忠良,迫害清流。就連《環球時報》的社評寫手都說:“自己也不想跟著罵艾胖子”,但“茍存當世,時事復雜,常感無奈無助。”中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不亦如是?國家政治污濁如斯,醬缸之下,安有完卵?

艾未未“經濟犯罪”案令人嗤笑,正在於“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時代”。等到中國人連笑都笑不出來,那將是一個最不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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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国民教育的典范

 

李娜是国人新偶像,她的法网金杯和她的火爆金句一样抢眼。曾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夺冠的李娜,其后毫无作为,世界排位徘徊在二百名之后,她认定是体制悲剧,遂于八年前挂拍退隐,留下了一句:“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

两年后,在湖北华中科技大学读书的李娜应邀“友情客串”,为湖北省打全国运动会。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闻讯来请她出山。李娜总算回归国家队,钱挣得比当穷学生时多得多,却不开心,她不时发炮轰击“举国体制”,称:教练制订训练计划,却要许多球员适应它,如果适应了才能出头,不适应就甚么都没有。李娜这句话几乎可以适用于天朝体制一切领域。

香港特首候选人范徐丽泰也有金句,她对青少年进行国民教育时,谆谆训导“不应该直接当面批评国家”。李娜却直言批评“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她脱离国家体制,自己请教练和签赞助商,却首次打入澳网决赛,决战前夕她接受采访说:“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法网夺冠,她被国内记者问到:这是不是一次中国的胜利?李娜答:“中国?是不是有点大?今天算是我梦想成真的一天,但如果说是中国的胜利,有点太过了,太大了,我承受不起。”

这位曾被斥为“思想水平不高,道德素养和责任感、使命感差”的网坛女将,却恰是国民教育最佳典范,她的个人成就和对体制的批评,成了国家改革和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中共的“爱国教育”和范太的“国民教育”如出一辙,爱国也者,就是顺从、拥护、热爱政府。如果要找一个最讲爱国的西方国家,非美国莫属,但美国人爱国是有条件的,最典型的就是家喻户晓并且印在T恤上的警句:“我热爱我的国家,但警惕我的政府。”( I love my country, but I fear my government)人民挑剔政府和批评其政策,就是爱国。在美国,那些三缄其口不“当面批评国家”的人,会被认为不爱国。老百姓的对公共权力的警惕、质疑、批判,体现了现代公民的义务,这正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更见诸宪法条文。

李娜夺冠没有感谢党和国家,反过来是国家应该感谢她,就像美国“飞鱼”在京奥狂破纪录狂摘金牌,小布什代表美国衷心感谢他一样。李娜金句:“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她为自己争光,就是为国家争光荣。

赵连海为结石宝宝争公道,就是为国家争公道;一群垂垂老矣的母亲为20多年前殉难的儿女追讨正义,就是为国家争正义。没有他们,这个国家不可能进步,他们和李娜一样,都是公民教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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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培、李娜、姚明、郎朗

張德培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次日摘下法網男單桂冠,他的感言:“天祐中國人民。”這種人道情懷不僅來自一個十七歲華裔青年,來自一個基督徒,更來自人類正常質樸的感情。

至于香港特首曾蔭權“代表香港人”稱後六四國家發展成就驕人,亦給香港帶來繁榮;香港教育局高官謝凌潔貞稱:在中國歷史長河上,六四事件只不過是“小小的沙石。”這都屬非人類的感情和價值判斷。曾蔭權的“後六四繁榮說”,形同魯迅小說《藥》裏的人血饅頭,他告訴大家,每個中國人都沾了六四人血的光,於是很“驕人”。在謝凌潔貞口中,六四事件是小小的沙石,死去的中國青年恐怕是比沙石更小的一粒微塵!

解放軍總政治部為編寫六四戰史而成書的《戒嚴一日》,記錄了裝甲車軍士趙斌的回憶,他說前進路上躥出兩個人,“怎么辦,躲,對方也會左右移動,隨車變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門,方向絲毫不改,徑向前衝。”對於路障,“果斷處置,能撞則撞,能軋則軋,說心裏話還是躲的多,因為每撞一個障礙物,像崗亭、油桶什么的,心裏就一陣難受,為國家財產而可惜。”這再明白不過了,對於宛如小小沙石的人命是不必難受的,那不如“國家財產”可惜,更不如後來的經濟繁榮和“驕人成就”來得重要。

本來六四屠殺已是中國的大不幸,告訴下一代殺人是有理的,應該的,甚至是必須的,這對青少年一代而言簡直是恐怖,是對他們靈魂的又一次屠殺。李娜、姚明六四那年才八、九歲,郎朗才七歲,他們當時不會知道甚麼是歷史真相,委實不能要求他們承擔起這份歷史記憶和道義責任。李娜在六四忌日這天勇奪法網桂冠,也被記者婉轉地提到六四問題,她回答:“我只是個打網球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李娜言辭得體,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她沒有義務回答政治問題。姚明也曾被記者問到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他也回答:“我只是打籃球的,不懂政治。只聽說這場戰爭沒有通過聯合國決議。”顯然姚明是有立場的,但他的措辭頗得體。郎朗面對英國獻花男的祭奠六四亡靈請求,他可以回答:“我只是彈琴的,不懂政治。”更得體的話是:“我對那件事沒有記憶,不過我為全世界所有災難中喪生的人彈奏一曲。”他沒有這份智慧,但再無智慧也不該拂袖而去。

李娜當年炮轟:“國家隊體制不是很好”,國家隊教練對她幫助“不是很大”。這番話遭到國家網球主管官員孫晉芳的強烈抨擊,指李娜“道德水準和責任感太差”,“以她的素質不可能代表中國。”李娜法網奪冠果然沒有感謝黨和國家,而是感謝贊助商和她背后的團隊。當國內記者問道:“你覺得這是一次中國的勝利嗎?”李娜答:“中國?是不是有點大?今天算是我夢想成真的一天,但如果說是中國的勝利,有點太過了,太大了,我承受不起。”李娜讓我想起胡適的話:爭你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的權利,就是為國家爭權利。換言之,李娜爭取自己的光榮,就是為國家爭光榮;天安門母親為殉難的兒女爭公義,就是為國家爭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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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中國人的愛國犬奴

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郎朗,六四前夕在英國威爾斯開鋼琴演奏專場,尾聲加演時,華人青年郭俊上臺送上白菊花,點奏一曲《風中的蠟燭》,郎朗稱曲子很好。華人青年接著說:“把這首曲獻給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中的亡靈,以祭奠他們。” 郎朗怫然作色,扭頭便走,加奏環節亦告取消。

菊花男基督徒郭俊斥郎朗為“精英犬奴”,這很貼切,如果倒過來叫“犬奴精英”—— 犬奴中的極品,則更為貼切。想想維園搖曳燭光映照著的無數年輕臉孔,郎朗給這些同代人提鞋都不配,他甚至愧對牽著父母衣角來維園接受“國民教育”的孩童。

郎朗無疑很“愛國”,他的愛國表演卻和一己利益掛鉤。他在白宮演奏《我的祖國》,筆者早已撰文認為無傷大雅,誰知風波乍起,郎朗對美國媒體的辯白令人齒冷,他捶胸頓足堅稱不知那是抗美援朝“紅歌”,又感激涕零地強調美國對他偉大恩情。這正是犬奴嘴臉。他不能得罪美國人,此系衣食父母,要說愛國豈敢厚此薄彼?美國對他有恩在先,中國只是錦上添花而已。當初鋼琴家殷承宗發現這天才琴童,把他接到紐約家里,免費吃住加教琴,其實這和祖國恩情無甚關系,彼時殷承宗因文革“樣板戲”舊賬,祖國并不愛他,這才遠赴美國。

郎朗之成名,在於美國人力捧,和他的祖國也無甚關系。中國政府“不差錢”,但錢不能堆積出藝術家的世界聲譽,能把郎朗包裝成功,還須靠美國人。郎朗演奏技巧一流,雖則才藝并非一流,美國口味喜歡他擠眉弄眼、前仰後合的張揚、炫耀、浮華風格,美國經紀公司的豪華包裝掩蓋了他的不足,加上郎朗確實聰明,他和歐美樂團合作時上手很快,合練兩次就OK;而且他演奏路子寬,駕馭能力強,反觀李云迪卻有很多曲目拿不下來,所以歐洲樂壇也頗認郎朗,包括柏林愛樂樂團的大師西蒙.拉托爾爵士。無論如何郎朗都是鋼琴才俊,暴得大名後,他的母國如獲至寶,敕封全國青聯副主席,郎朗便成了響當當愛國品牌,隨之滾滾而來的當然還有豐厚利益。

然而郎朗愛國卻不愛中國人,他逢人就說丹尼斯.勃倫巴依姆(芝加哥世界級鋼琴巨匠)是他的老師,卻絕少提及殷承宗是他的授業恩師。連自己的啟蒙老師和領路人都不愛,還有甚麼中國人值得他去愛?在名利面前,郎朗沒有信仰;沒有就罷了,也應該有起碼道德,既然他辯解自己不曉得《我的祖國》是紅歌,面對英國華人青年的白菊花和祭奠亡靈的請求,他亦可說自己不曉得六四,雖屬遁詞,卻沒人會為此深責他,畢竟是那個政權而不是郎朗在清洗記憶、消滅歷史。

莫忘記二十二年前張德培獲得法網冠軍,正值六四,他的奪冠感言是“愿上帝保佑中國人民。”霎時間全場肅穆。誠然,像郎朗這等愛國卻不愛中國人的犬奴,并非稀有動物,海外就有不少。做奴還未夠,還要做犬,牠們的基因變異從生命科學意義上頗具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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