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衛填海

血路──1989


(本文发表于《广场》季刊1990年春季号)

北京没有春天。

干冷干冷的冬季﹐干热干热的夏季﹐再搭配一个天高云淡﹑寥廓无比的季节——令人怀恋的秋天。

应是春天的日子了。这座城市阴沈着﹐依然冷峭。塞外的风越过长城﹐挟着黄土的粉末﹐把天空染成像这个民族一样的肤色。没有春雨﹐间或有些晦暗的云﹐像一床旧棉絮捂着国都﹐空气被榨干了﹐欲哭无泪。

这个季节很多事。近几十年左右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通常都选择这个时分。

北京的心脏博大而宏伟。凝固着帝王气象的古建筑沿南北中轴线一字排开﹐嵯峨肃穆的宫殿并不因逾代隔世而稍减威严﹐檐脊的瑞兽昂扬着中华上国之古风﹐教人讶嗟往昔之盛朝气象和举世无匹的国力。而东西两侧却是共和景象,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巍然相对﹐象征着一个时代。这种皇朝与共和的奇异混合﹐在居东西南北之中的毛主席纪念堂有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一如躺往里面那位冰冻的长眠者﹐人们迄今无从概括其真实形像。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开国皇帝﹖是农民知识分子﹖是暴君﹖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代宗主﹖是孤独的﹑不为同代者所理解的空想家﹖抑或是一个不惜将整个民族的命运作社会实验的理想迷狂﹖

只有一点很清楚﹐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他是巨人﹐他周围的支持者及反对者都是侏儒。

他死了。这个时代并不因此结束。他化为石像和图腾﹐祭坛之下﹐一切的梦想与痛苦﹐迷惑与挣扎都在漫长地延续。

这群风格矛盾的庞大建筑物围拢着一个空间﹐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这座舞台只有上演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才配得起它的壮阔恢宏。事实上﹐已经不只一次地演出过了。这些划时代的大事件足以改变人类的思维定式和国际的政治型态﹐却偏偏未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哪怕一分一毫。

这是一个谜。曾有无数人充当过大时代的见证﹐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天安门广场西南﹐有一排高层公寓﹐其中有一间临街的房子﹐可以远眺广场。那是我的家。

现在我已失去了这个家。

我和千百万试图缔造历史的同胞一样﹐身历了惊天动地的五十日﹐终于遭到最惨痛的失败。

89民运改变了世界﹐传递火种的前驱却倒在血泊之中。

这是中国人最辉煌的记录﹐亦系最耻辱的一页。

一、

6月3日凌晨。

北京人在床上﹐学生在帐篷里。营地的旗帜呼拉拉卷着广场上的风。

戒严以来持续的懮愤﹑焦虑﹑警觉已徐徐松弛成酣梦。人民的血肉长城令几十万大军始终无法开入首都﹐连日来盘旋于广场上空的军用直升飞机遁去无踪。报载﹕围城部队已后撤10-20公里﹐并安营扎寨﹐一时再无异动。

北京人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感。和平正义与枪杆子对峙的气壮山河的史诗场面﹐令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民气从来没这样昂扬过。

假如执政者收敛其雷霆天威﹐承认这次全民运动的爱国民主性质﹐并与之共商改革大业﹐这磅礡大潮所转化的能量﹐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最朝气蓬勃的新纪元。

确实有这样一个孤独的声音在广场回荡过﹐然那张眼泪纵横的脸上刻着的却是「绝望」二字。没有人真正悟透﹐一帮八十多岁的老人尚且不能容忍一个七十多岁的同僚不和谐的声音﹐又怎能容忍广场上数十万条年轻的喉咙发出的激昂吶喊﹖

然而,青春的血潮和青春的思维咸认为,人海旗林的隆隆声威足以压倒一切远虑近懮。

进入6月﹐大气中不祥的气息确实在减褪。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全部威慑力只剩下水准类乎军营墙报一般低劣的宣传战。甚至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一直顽强地发表隐晦地支持学生的文章﹐并和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结成神圣同盟﹐和死硬派的《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电视台列阵对垒﹐大唱反调。

局势是如此混沌﹐京城上空尽管战云积聚﹐广场上十数万年轻的革命圣徒﹐衷心祈盼着圣灵般的奇迹──几千年的专制阴魂会被一张「非暴力」的符箓镇住﹐颤巍巍地匍匐在洁白的民主女神像脚下。

二、

凌晨2时半

一个惊惶的声音穿街而过──「市民快出来﹗大兵进城啦﹗」

我隔窗眺望时﹐那声音已远去。惨黄的碘钨灯映照着空荡荡的前门大街﹐绝无军队踪影。要进入广场﹐这里是西南方向唯一的信道。

自5月下旬﹐广场频频「告急」﹐市民闻风而动﹐巳经有了「狼来了」的心理疲态。我伫立好久﹐广场上并未传出异常声浪﹐学生广播站也无示警。

我钻回被窝﹐毕竟睡不着了。

凌晨3时许﹐电话铃响﹐友人从南池子附近打来:「鬼子进村啦﹗」

我骑车至东长安街。一幕「全民截兵」的壮剧已近尾声。宽阔的路面布满市民伧促设置的路障﹐臂挽臂的血肉人墙更是重重叠叠。此处距广场仅一箭之遥﹐夜半突袭的军队竟无法逾越这最后的两百米。望去几千军人已被群众分割包围﹐沮丧地退到人行道树下﹐在浓黑的阴影里沉重地喘息。谁也未见过堂堂人民解放军是这般扮相的﹐这些军兵们都没穿军装﹐白衬衫﹑花格子衫﹑圆领衫﹐五花八门﹐显见得是一次精心伪装的偷袭。他们看去都是徒手。只拎一包压缩饼干之类的物品。其后才知并非如此简单。士兵们一概缠两条军皮带﹐拉扯撕缠的混乱之中﹐地面遗落磨尖的铁条﹑匕首﹑钢筋﹑尼龙绳索﹑甚至还有菜刀等物证。我眼见有市民拾起送还军人﹐有的接收有的则拒绝。随后﹐队形凌乱的军人开始后撇。

那些非军事装备﹐于我迄今是个谜。人民解放军要用这类江湖帮会般的器械去收拾学生﹖抑或突进广场后丢弃于地以栽赃人民﹖

无论如何﹐戒严部队一改青天白日下列队进城的方式﹐而对和平的学生市民采取夜半伪装的偷袭﹐这是要写进军事史的。

更何况﹐它竟然失败了。

「军队行动时间﹑方式﹑着装均属军务﹐任何人不得干预。」

──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请注意﹐这不是事前警告﹐而是事败后羞恼交加的通告。

当其时﹐我曾有过闪念﹕凭这六﹑七千便装军人﹐就算使出那些黑帮式的器械﹐能否剿平和肃清天安门广场为数众多的学生﹐实属疑问。更不用说﹐黑夜便装行动更易令场面混乱和失去控制。

事件的真像很快昭然。

三、

东路已稳﹐我骑车向西﹐不多远就到了六部口。眼前展现的是官方丢尽颜面的一幕。此刻发生的事情﹐是官方指为「反革命暴乱」见报率最高的「证据」﹐恰巧﹐事件的过程我尽收眼底。

一辆挂着民用牌照的廿四座旅游中巴﹐刚驶过北京音乐厅就被学生截停。车内约有十条汉子﹐平民化装束掩盖不住军人的精悍之气。学生请他们说明身分和出示证件就放行。军人先是支吾而后沉默。市民旋即包围此车。一支外国电视采访组闻风而至﹐摄像灯光之下﹐学生从窗口钻进车内﹐其发现令人震栗。车内堆满的麻包和纸箱装的是奇型怪状的凶器──一端尖利一端带弯钩的铁笔﹑短匕﹑套着软塑料管的薄钢片圈。有识者说﹕此圈套在人脖子上─拧﹐廿秒钟内就要窒息。学生在车顶展示这些物证﹐激起群众一阵阵怒吼。车内军人神情紧张﹐似有更重大的隐密而默不作声。直至天色初亮时﹐学生又在麻包里发现一批自动步枪﹑机枪和大量弹药。还有两个可随时更换的掩人耳目的民用车牌。

原来这次大行动是部队从东突袭﹐武器从西路偷运。而这时官方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定性词尚未构思出来。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北京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这些「歹徒」正是学生。他们与车前座那位军官模样的人交涉﹐然后将三枝自动步枪和一挺机枪递到车顶架起来示众。车内军人没有作出任何行动阻止。

群众哗然﹐激愤地彭彭拍打车厢。但整个场面都在学生纠察队的控制之中﹐没有一枝枪一粒子弹被「抢夺」或挪动到这辆旅游车范围之外。自始至终﹐唯一的「暴力」插曲是一个小伙子探头和车前座的军官理论(或是怒骂﹐我听不见)﹐说着说着倏地抽了军官一记耳光﹐即刻被群众拉开并规劝一番。车内军人要解手﹐均由学生手拉手护送到音乐厅公厕。这对「人民子弟兵」的名号固然是深刻的讽剌﹐然谁能料到那些年轻的东郭先生将在一昼夜之间得到怎样的回报﹖

上午近10时﹐初夏的阳光挣脱雾霭和工业废气的笼罩﹐洒落这座自「八国联军」以来从未领略过炮火硝烟的古城。很奇怪﹐当日有人向天安门城楼毛的画像撒上污糟颜料﹐顷刻间满城狂风大作﹐飞砂走石﹐而6月3日这一天﹐天象毫无警兆﹐北京城晴朗得没有道理。

这时﹐昨夜发生在复兴门的命案已经风传。一辆武警军车超速﹐辗死二人﹐重伤一人。官方传媒发话﹐那是中央电视台借用了的一个军车。如果相信此说﹐在场群众发现车内警服﹑警棍﹑刃子﹐也可解释为拍戏的道具吧。这类偶然性的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刻﹐其后果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面对官方剑拔弩张的架势﹐学生再次诉诸社会的公义良心﹐坚执「和平﹑非暴力」原则﹐号召各界人民下午2时举行全市大游行﹐以哀兵之阵对当局作最后的泣血之谏。

近11时﹐我返家小憩﹐准备参加下午的大游行﹐但思潮澎湃﹐连打个盹也不能。便给城西的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告知凌晨至今之所见﹐对方说了句﹕「我气得直哆嗦﹗」又表示今晚要来我处。

这日民情确实已达沸点﹐自中午起﹐整条长安街已水泄不通地涌动着既惊又怒的人海。有秩序的游行实际上已无法组织。连日来京城趋于平和的气氛已荡然﹐出现了自5月23日以来的民运高潮﹐义愤溢然的人群振臂吶喊﹐高举V形手势﹐连公共巴士顶上都站满了头缠红布条﹑挥舞旗帜的青年。高亢的《国际歌》声和口号声如怒涛般拍击着历代帝王血色的宫墙﹐栖身于故宫殿檐的燕雀呼啦啦惊起﹐久久落不下来﹐场面之宏大﹐望去似为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翻版。

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除辞职下台或立即和人民对话谈判﹑颁布「罪己诏」﹐实在已无其它选择。

现代中国有过这样的政府吗﹖现代中国会有这样的政府吗﹖

当局早已作出最决绝的回答﹕一步也不能退﹗

「如果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干休﹐也仍然会以其它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份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3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共和国。」──《平暴「备忘录」》载《人民日报》1989年7月26日

四、

下午2时﹐预料中的军民冲突果然发生了。从中南海西门和新华门冲出大批军警两路夹击﹐用催泪弹﹑电棍﹑大棒殴击和驱散人群﹐夺回在六部口的旅游巴士。当时我在广场﹐只隐约听见一阵异响﹐其后有学生举着血衣和催泪弹残骸游行过来。

应该说﹐军方动武抢回这辆伪装的军械车﹐理由是成立的。尽管当初把这一车奇形怪状的凶器和「装有子弹的机枪」运到市中心显然没甚么道理。

且按下我没亲眼目睹的一幕不表。最令人疑惑的是人民大会堂西门那起长达数小时的军民对峙。3时半﹐潜伏在人民大会堂内的数千军人突然从西门开出﹐旋即被上万群众包围。军队行动目标不明。人民大会堂居高临下﹐完全清楚这个地段是人海怒涛的中心﹐此时出来列阵示威﹐实不知意欲何为﹐这些官兵和戒严初期入城不遂的那些军人大大不同﹐对群众的斥责反应异常强烈﹐不一会就发生几起军民扭打﹐十几名学生和市民血流满面地被扶走。敌意对峙数小时后﹐学生亮出证件和军官谈判。军队终于答应「撤回大会堂﹐48小时不再出来」﹐群众即时让路﹐并鼓掌夹道欢送。

此时暮色初临﹐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长昼即将过去﹐大致可算有惊无险。血肉长城又一次挡住了滚滚铁流。学生与市民个个意气风发﹐天理与民心不可轻侮﹐大凶之日的劫厄都能渡尽﹐民运的火炬也定将熊熊燃烧﹐一直坚持到6月20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给危难之中的民族命运以─个新的转机。

人们甚至会想:「48小时」﹐足以发生好多事﹐无论中南海的宫墙里还是全世界的骨肉同胞﹐都会激发出石破天惊的能量﹐霎那间将历史改写﹗

这是多么天真烂漫的想象﹗

五、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

我刚到家﹐妻子告我﹐北京电视台刚刚播出这「紧急通告」。我的心倏地揪紧了﹐连忙屏息守候中央电视台7时播放的「新闻联播」﹐却没播这则通告。北京电视台新闻早播出半小时﹐一向收视率不高。民运期间更见其低﹐能看到的人恐怕也有限。

我拨电话给作家朋友﹐他果然没看到这「紧急通告」的播出。我告他﹕「今晚广场要出大事﹐我会在现场作历史见证﹐你路远﹐不安全﹐别过来了。」对方沉默着﹐只听见沉重的喘吁﹐末了他说﹕「保持电话联络吧。」

我三两口扒了碗凉拌面﹐又匆匆赶到广场。

纪念碑前依然旌旗猎猎﹐学生却无往日多﹐经过一夕数惊的折腾﹐重见太平﹐北京的学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整去了﹐广场上以外地学生为主体﹐最教人讶然的是﹐广播站沸沸扬扬﹐不停宣告着通过长途电讯「海峡两岸对歌」以及「广场民主大学」成立的消息。

这就是大屠杀前夕学生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好多人到生命最后一息﹐都不知道自己成了「反革命暴徒」。

苍天昭昭﹐请记住民主女神下这最后的罗曼谛克。

六、

甚至于我亦骤生疑惑﹕事态或许不至太严重﹖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权威性大可置疑。毕竟戒严以来十余日已无一个党政军要人在电视上露过面了。

首传警讯的是西南路。

天将入黑﹐前门西大街突然出现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前锋﹐以强行军姿态衔枚疾进﹐直奔广场。约一个连的的军人个个浑身精湿﹐跑得摇摇欲倒。从供电局至前门几百米马路上﹐已有六﹑七名士兵昏厥倒地﹐队伍只管向前冲﹐竟置躺倒在路心的战友于不顾。显见得是接到死命今﹐限时限刻到位。

北京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直至士兵突进广场前的一剎那﹐市民才伧促组成人墙堵截。筋疲力尽的官兵就势一摊泥似的坐下﹐疾跑之后的骤然静止﹐又导致多人虚脱昏迷。有市民指点不太远处有急救中心﹐并协助架走半休克的士兵。此时﹐人群如堵﹐齐声唱起《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闻讯赶来的学生纠察队匆匆跑进电话亭告急传警。

这支前锋分队喘过气来﹐似也茫不知所措﹐任何一个方向都无友军踪迹﹐即使怀有密令﹐此情此景﹐也难有什么施为。半小时后﹐这支分队原路撤回。市民欢声雷动﹐个个神采飞扬。殊不知这场「遭遇战」是89民运「和平﹑非暴力」主义的最后一次胜利了。

天色尽黑。过于冒进的孤军无助而退﹐反助对方召来援兵。不久﹐各院校的学生打着旗帜增援广场﹐学生纠察队则开赴各路口组织堵截。市民群起设置路障﹐喊着号子搬动路心的铁栏和水泥隔离墩﹐更用公共巴士堵住前门通广场的要津。

七、

大军压境﹐北京人士气依然高昂。他们未遗忘13年前另一次悲壮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北京人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创造了一个时代﹐现在他们更要着手创造另一个时代。

我遍体血潮陡涨﹐意识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将在广场立见分晓。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将要熬过一个无眠的夜晚﹐等待破晓。

「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北京市委宣传部6月5日。

不再有幻想。尽管没人知道「暴乱」这个词﹐光明与黑暗的总决战已拉开序幕。当局拟祭出13年前的木棍铁棒﹖改用摩登的催泪瓦斯﹑高压水龙﹑电棍﹑橡皮子弹﹖抑或各路大军一拥而上﹐刺刀枪托加上当日凌晨曝过光的江湖帮会器械﹖

倘是如此﹐面对宁折不弯的北京人﹐场面之惨烈将是耸人听闻的。

然而﹐真若如此﹐尽管失之原始和粗暴﹐但对国际政治行为准则的超越毕竟是有限度的。世界仍会一片哗然﹐齐声谴责﹐最终总会不了了之。急火攻心的当局既立心镇压﹐全少应衡量和筛选一下镇压的方式。不幸﹐他们并不具备这起码的心智水准。一个缺乏应变能力的政府﹐不但要输掉民心﹐更会把整个国族的命运葬送掉。

更不幸的是﹐人民虽已领教过当局的铁石心肠﹐却仍未料及它愚蠢和野蛮到了何等程度。

20世纪未的一场大血祭﹐就这样宿命般的设坛于中国的北京。

八、

夜色苍茫﹐广场四周的帝王宫阙和共和建筑被抽象化﹐只剩下黝黑的轮廓﹐如同颟顸的巨兽﹐正联手拉开悲剧之网﹐大气中凝固着诡异和嗜血的氛围。

我匆匆返家﹐告妻子我要在广场守夜﹐嘱咐她照顾好孩子。妻子极度不安﹐又不知事情将怎样开始和结束﹐便心情沉重地送我下楼。

正在此刻﹐战幕震耳欲聋地拉开了。两辆装甲车就如庞大的恐龙从夜幕中冲出﹐沿前门西大街开足马力全速冲锋﹐将凌散单薄的路障辗得火星四溅﹐扭曲的铁栏和水泥块尖啸着迸起和坠落。事出突然﹐街上并无人墙。钢铁怪兽横冲直撞﹐疾驰至前门才首遇巴士路障。第一下冲击将巴士撞出个大窟窿﹐接着退后再硬闯﹐把巴士尾部撞得稀巴烂﹐然后拐弯突入广场。

沿街的市民如遭雷殛。妻子一下抱住我大哭起来。我眼见铁甲车所过之处﹐老百姓霎时都泪洒长街。我永不会忘记这极具震撼性的场面。此刻是10时15分。政府和人民无可挽回地彻底决裂了。

九、

装甲车开过的间隙﹐市民奋力推动各类型号的车辆组成双重路障﹐善良的人们仍不忘留下两侧的自行车道﹐供红十宇会的救护车通行。或许是西南路的民众最为「和平﹑非暴力」﹐这个方向始终是保卫广场的最薄弱关隘。半小时后﹐见首不见尾的野战军部队蜂拥开至。这是第一支逼近广场的大部队。排头的精选出来的骠悍突击队﹐拉开成散兵线﹐将钢枪倒提﹐像握着棍棒似的。这是一种「身体语言」警告抵抗者﹐军队定将采取断然措施﹐却不会开枪(这支天良未泯的部队和整个屠城行动颇不协调﹐他们最先抵达却最后才进入广场﹐更有令人诧异的表现﹐容后述)。

然而﹐震怒的市民已无意接受军队这含糊的信息﹐那耀武扬威的装甲车已辗碎了他们和平的信念﹐激怒的情绪一下超越临界值。前门一带迎候军队的是一阵阵的汽水瓶和砖石雨。排头的军人即掷石回击﹐人行道两边的广告牌被掷得彭彭作响﹐我周围都有男女痛号。我左躲右闪多次险被击中。凭心而论﹐我绝不认同这种砖石战﹐且不说用石头去抵御全副武装的军队多么不智﹐要显示人民的齐心和力量﹐莫过于臂挽臂的血肉长城(稍后从其它路口传来的消息﹐验证出我的想法是那样迂腐可笑)。

大批学生纠察队赶到﹐遏止住这混乱场面并终于组成了人墙﹐军队没有硬闯﹐转到毛主席纪念堂南边的空地待命。

不一会﹐远处隐约传来枪声﹐间歇的一响就是劈啪一片﹐却听不清什么方向﹐一支支学生小分队开赴各热点﹐广场越来越空虚。营地影影绰绰不过几千人﹐望之实在叫人揪心。这时﹐广场广播站召集学生进行最后的宣誓﹕「我起誓﹐我要用年轻的生命誓死保卫天安门﹐保卫共和国﹐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沈郁悲壮的声音令在场每个人的心弦都为之抖索。

这刻刚过零时。决死的誓词一语成谶﹐使1989年6月4日这一天刻进了纪念碑﹐汉白玉阶石下的千百万英烈忠魂为之辗转反侧﹐同声一哭。历史的创口将永难弥合。

十、

凌晨1时15分﹐广场正南方向枪炮声大作﹐珠市口一带曳光弹交织成网﹐把天都打红了。我急向前门移动﹐想要目击第一轮军人开枪杀人的情景。殊不知才到美资肯塔基家乡鸡饭店门前即与军队迎头撞上﹐望去是空军系统的兵﹐以冲锋枪鸣枪开路。和早先西南路那队野战军相比﹐正南方向的道路非常狭窄﹐且城南一向聚居文化水准偏低的底层民众﹐性格剽悍又易于冲动﹐抵抗应很激烈。这支空军部队怎会在珠市口开枪不到15分钟就抵前门﹖

血腥的场面就在我眼前发生了,它解释了一切。空军前锋通过十字路口﹐迎面正是严阵以待的学生与市民──保卫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防线。军队没有丝毫犹豫﹐端枪就是一轮猛射。我的感觉是朝天开的﹐尽管不少人惊惶走避。防线散而复合﹐军人第二轮乱枪朝脚下打﹐路面铮然火星乱迸﹐得到的回应是一阵汽水瓶夹杂着石头(前门一带售饮料的摊档特别多﹐玻璃瓶就成了民众的主要「武器」)。军人当即端枪平射﹐混乱中多人仆倒﹐惨号声撕心裂肺﹐最靠近我的是美资快餐店停车场岗亭﹐子弹穿过双层铝合金亭子﹐玻璃窗铿锵碎落。我身边空旷﹐只好弯腰躲到这个仅有的「掩体」后面﹐正好看见亭子里一位看更老伯脑袋被射开了瓢﹐脑浆和鲜血溅满了亭子﹐另一人在地上抽搐﹐不知死活。防线已崩溃﹐不畏死的市民仍追掷这支军队﹐但已无法阻止他们前进。士兵进入广场仍不停放枪威胁群众﹐但只要没挡道的﹐兵们只朝人头顶和脚下打。

这是第一支挺进广场的外围部队,其速度之疾猛﹐正在于冷血和凶悍。大兵们进入大会堂东门前﹐还一轮乱枪向集中在纪念碑下静坐的学生头顶射去﹐多系曳光弹﹐弹头射到纪念碑上﹐宛如火柴头在磷片上划燃一般﹐迸出耀眼的闪光。

十一、

「问﹐这个过程中﹐天安门广场响枪没有﹖

答﹔没有响枪。

问﹔当天夜里﹐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整夜都没有响枪﹖

答﹔那不是﹐东长安街1点50以前12点以后有枪声。

问﹔广场上响过枪没有﹖

答﹕广场上没有响枪。

……

问﹔那天夜里过后﹐我听说有一些人打电话问你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你是怎样

回答的﹖

答﹕……当时我说﹐没有这种情况﹐确实在清场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从1点50

分至6点00分的过程中﹐没有出现流血事件﹐也没有出现枪声。……」──《一位目击者谈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载《北京日报》1989年6月10日

这是经新华社转发全国及致全世界的一篇奇文。当我读到它时﹐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京日报》加按语﹕「为保护被采访人的安全」﹐「省略了」他的「姓名和单位」。只说这「目击者」在广场东侧路一间商店﹗如真有此人﹐他说的就不是人话﹗如说的是实情﹐他在剌刀下才真正是没有「安全」。

既无人性﹐还要诚信来做什么﹗学生和人民还向其「请愿」﹐欲与之「对话」。真是与虎谋皮﹗

十二、

随着这支空军部队的开入﹐潜伏于历史博物馆多时的军人也纷沓出动。但我望不见广场东边的情况﹐已知气氛紧张至极。政府设在人民大会堂顶上的高功率广播自1时30分起反复播出最新《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这是北京人初次听到这骇人听闻的「判决词」。然而它的威慑已远抵不上眼前腥红的血迹和尖啸的子弹。

倒是有一个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这由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的《紧急通告》指出「暴乱」发生的时间是「今晚」(尽管首播时已是次日凌晨)。而第二天的《解放军报》社论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后来的讲话却又将「暴乱」的发生时限提前到「6月3日凌晨」。这是忙乱中的口不择言抑或是尽可能使杀戮行动多少「合法化」一点点﹖

只有小部份人听从《紧急通告》离开广场。却有更多被枪炮声惊动的市民赶到。人力单薄的广场逐渐充实至几万人。在最危急的关头﹐北京的老百姓站到了最外围﹐用胸膛护卫舍生取义的年轻子弟。场面殊为悲壮。

这时﹐我在学生的广播里听到柴玲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同学们﹐最后的时刻到了。」这句话她一气重复了几遍。每个字眼都如重锤撞击着我剧跳的心﹐不觉间泪流满面。学生听从广场总指挥柴玲的召唤﹐集中到纪念碑几层台阶上坐下﹐一遍又─遍地唱着《国际歌》。

不断有伤者被抬进广场救护站。不断有学生和市民跑来报告长安街上惨烈的战况。满城枪声连成片﹐分不清远近和方向。先前那支空军部队进入大会堂东门﹐但大概里头军队已太多﹐有相当多的官兵在门外台阶上布阵﹐不时冲下来鸣枪吓唬群众﹐却未有大动作。至于我望不见的东边广场﹐只听见柴玲在广播中说军队已架起了机关枪﹐但看来也未有行动。过了很久﹐广场末见有新的军队进入﹐气氛倒沉闷下来。我意识到这里己成了风暴眼。东南西方向已部署就绪﹐唯独广场北边的长安大街东西两头都未见大部队杀至﹐也足见十里长街的殊死肉搏是何等的惊天地﹑泣鬼神﹗

十三、

只在这沉寂的片段﹐我离开了广场约15分钟。原因是我蓦地念及自己穿的是一件红色T恤﹐万一中弹﹐纷乱中不易被人发现血迹﹐难免救护迟缓。我才进家﹐妻子一下抱住我惊恐得不住抖索。她没睡﹐一直在窗前眺望广场。我匆匆换了件白色T恤﹐妻子结结巴巴地告我﹐整夜电话响个不停﹐都是我的同行和朋友从不同城区打来﹐询问广场情况。我陡地觉得多了一份历史责任感。数遍同行﹐没一个住得比我更近广场的了。我无暇一一覆电﹐只拨给城西那至交。他接电话一张口﹐竟没问我这边的动向﹐才讲两句就呜咽起来。他要告诉我他楼前的人间惨剧﹐然而他太悲恸﹐我无法听清连贯的意思﹐只大概知晓木樨地一带满街伏尸﹐军队扫射人墙又追杀平民﹐还对两边居民楼乱枪滥射﹐他楼里已─死两伤﹐他说谁家里人在自己房中无端被射杀。我没听清楚名字﹐可能我认识﹐他那座楼我有很多熟人。我无言以对﹐又急欲返广场﹐便挂断电话。

我没敢告诉妻子城西血腥战况﹐然窗外情景已说明一切﹐她依然流着泪﹐只提醒我把脚下凉鞋换成运动鞋﹐有事跑起来快些。

十四、

再返广场﹐局势仍僵持着﹐只是长安街的枪声近了好多﹐不断有中枪者直接往广场送。西单﹑六部口─带火光烛天。很多市民从饮料售卖亭搬出一箱箱空瓶子﹐准备作背水一战﹐一些学生则拆去帐篷﹐抽出木棍竹棒作「抵抗武器」﹐旋被广播站劝止﹐我想﹐那是侯德健的声音。他还请求静坐于纪念碑下的个别学生将戴着的钢盔摘下。

「某师副师长佟喜刚大校和某部装甲兵副部长谢双喜大校﹐乘坐首长车率装甲车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因后面车辆受阻﹐他们单车英勇前进﹐先期抵达广场﹐对暴乱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调转车头准备接应后续部队时﹐装甲车熄火﹐暴徒蜂拥而上﹐有的砸车﹐有的点火﹐这两位领导干部先后下车﹐宣传群众﹐揭露暴徒﹐惨遭毒打﹐身负重伤。」──《「共和国卫士」精神永放光彩》《人民日报》1989年8月29日。

我没看见这辆装甲车的覆灭。当这头钢铁怪兽燃着火光﹐我才远远望见它的狰狞轮廓。但我其后清楚无误地目睹几个学生手拉手围戒保护圈﹐将三名坦克手送向广场救护站方向。三名军人上身都是便装﹐看去行走无碍﹐绝无「重伤」之状。如果佟﹑谢两大校真的身负重伤﹐那么﹐他们尚有天良的话﹐就永不应忘记谁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他们「单车英勇前进」所获得的勋章﹐正是履带上的鲜血铸成的。

其时﹐广场西北角也腾起火光﹐长安街上不止一辆大型巴士被点着了。枪声大作﹐一群群浴血抵抗者溃退入广场。此刻,使命感促我冒死趋前﹐要亲眼见证杀戮而来的西路军突进天安门的历史瞬间。岂料才在长安街上探头﹐子弹呼啸而来﹐人行道的铁栏跳跃着串串火星﹐一瞥间整条大街烟火浓烈﹐路两边死伤枕藉﹐军人影影绰绰在火光中蠕动﹐似在整队。

我才退回广场西面﹐成排重型坦克已开到天安门城楼下﹐又是一轮密集枪声﹐想是在肃清死守天安门的民众。东长安街那头的部队随之掩杀而至﹐实现会师。

铁壁合围之势已最后完成。

十五、

一切无望的抵抗都停止了。各隘口败退下来的人群悲愤地向广场核心拢聚。那是最后未曾沦陷的营地。那里的年轻志士从未进行过抵抗﹐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手挽着手﹐恍如雕塑群像一般。决死的心志超越了血腥和恐惧﹐超越了仇恨和罪孽。他们准备好了头颅和热血﹐去完成一场永载史册的大献祭。

我没加入人团﹐衰疲之极地在广场西侧路边树影底坐下来﹐止不住痛哭失声。有生以来最彻底的幻灭感占据了迷茫的大脑。

我仿佛从来就是生活在梦里。那些凶猛的挣扎﹑遥迢的跋涉﹐连同那些虚构的光明﹑一再更改的信念﹐都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宿命漩涡中的无效运动,如同一匹青铜铸就的奔马﹐在千年陵墓的殉葬器皿堆里作想象的驰骋。

这是整个民族的宿命。

铜墙铁壁般的重围中﹐广场广播站还编织着学生式的幻想﹐呼吁「爱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你们是人们的子弟兵﹐决不能用枪口对准人民……」头遍喊话军队来不及作反应﹐第二遍广播﹐对方就断然答复以一轮枪声﹐打得纪念碑白烟直冒。广播也结巴起来﹐结果未能念完。确实也不必再念了。

各路大军集结着﹐作某种部署﹐未有进一步动作。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和民众约七至八万人。大限将至﹐无人畏惧枪口和死亡。短暂的闷局反重燃起很多人不惜一战的决心﹐执木棒竹棍的明显多起来。学生广播站不得不再作呼吁﹐重申「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然而﹐屠刀之下﹐无论此或彼﹐结果都是同一的。这是无可改变的冷酷事实。

十六、

仿佛是对学生前一个呼吁的响应﹐此时广场西南面发生了一幕奇景──从和平门开来最早接近广场那支野战军部队在毛主席纪念堂南边一直屯兵不前﹐直至过了凌晨3时﹐他们才拉队进入广场西侧。被不战不和的神经折磨刺激着的人群呼啦啦围拢上去﹐要作最后一次毫无意义的堵截。实想不到这路军队竟是学生纠察队打着旗开路的﹐学生大喊﹕「市民别挡道﹗他们是投诚的﹗」此喊话招来更多群众﹐「有军队起义啦﹗」这不可思议的讯息倏地传开。我挤到前头﹐争睹这几乎圣迹一般的情景──部队在群众夹道欢迎下蠕蠕前行﹐绝大多数的官兵流着泪。他们枪都倒挎在背后﹐士兵们受伤颇众﹐每四﹑五个就有一个要搀扶着走。其余大都有擦伤或裹着绷带。这是他们一直拒不开枪的佐证。市民争相与之握手﹐连称﹕「对不起﹐误会啦﹗」然后高喊﹕「打倒李鹏﹗反对镇压﹗」等等﹐并高举V型手势。居然得到激动人心的回响﹐不少官兵打着同样手势﹐或举拳喃喃喊着什么﹐听得清的大致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决不向人民开枪﹗」尤教我惊喜交加的是﹐一军官在我身旁过时﹐打着V型手势﹐低声喊了句﹕「打倒李鹏﹗」我迄今未识辨认军装上的军衔﹐不知是甚么等级的军官。但这已无关要紧﹐我狂喜地告诉身边的群众﹐引起一阵欢呼。众人感激地探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军人只答:「是北京军区的﹗」

如同陷于绝望之谷的人祈盼奇迹一般﹐我和众人一同热泪涟涟,把瞬间的幻觉膨化为狂澜既倒之际的唯一转机。

事实上﹐类似的插曲不胜枚举。譬如整个清场行动中﹐距广场咫尺之遥的一个北京卫戊区永久性军营始终闭营不出﹐高挂免战牌﹐此后几日也拒绝给那些啃压缩饼干的广场戒严部队施舍开水和热食物。木樨地6月5日晚还发生一小队军人向市民演讲﹐谴责屠城暴行。只不过﹐都没眼前这幕来得适时﹐足以教人陡生奇想。

这支部队并没在广场逗留﹐而开到人民大会堂南门外休息。直至最后清场﹐他们才出动了不足一百人守卫通南门的路口﹐仅系作封锁状﹐却始终留着五﹑六米的缺口﹐我和好多市民﹑甚至有两支外国电视摄影队都是最后一刻从这里撤走的。

然而﹐这些局部的怠战乃至抗命﹐绝不能挽回广场最后沦陷的命运。

十七、

3时50分﹐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高功率的扩音喇叭﹐粉碎了一切幻想──「戒严部队决定立即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凡在广场上的所有人﹐听到广播后﹐请立即离开广场﹗」

学生的响应是柴玲的广播﹕「……和平的最高原则是牺牲……这是最后的斗争……让全世界看清刽子手的真面目……」然后几万人低沉悲壮的唱《国际歌》。

不知何时起﹐北京城的几个方向都响起了炮声(这种轰隆此后两三日都在远方鸣响着﹐却始终没有过官方或民间的消息释疑)。天安门城楼下也再度频频放枪。我想民主女神像成了头一个目标。我望不见﹑也不知道女神像是何时蒙难的。

却要记录下这感人至深的细节﹕我身后是人民大会堂东侧的人行道。有几个男女学生在此坐卧很久了。女的在树影下我看不清楚。男的个个一米八以上的个头﹐仪表潇洒英俊﹐一望而知是艺术院校的学生﹐未来的影剧或舞蹈明星。他们满不在乎的样子﹐间或开开玩笑﹐典型的艺术气质。只是生得一幅好皮囊﹐到底不脱娇骄二气。近万大学生在纪念碑以死相拼。他们则选择了这个安全系数略高的地点。也许﹐这已很不简单。其时到底哪里更安全其实说不准。

4时正﹐广场上突然全部熄灯﹐数万人不由齐声惊呼。动手了﹗就是这个时刻。

不少人惊慌地往外跑。就在此时﹐那几个艺术院校学生互相招呼着﹐齐齐站起﹐迈着勇毅的步伐﹐向纪念碑走去。没有台词﹐没有追光灯﹐他们在献演第一出──可能是最后一出──人生悲剧﹐而今夜舞台之大﹐全世界都看得见。

十八、

为了驱走黑灯后的恐怖﹐为了表达不屈的抗争﹐民众点燃了拆卸下来的废帐篷﹑破棉絮和垃圾堆。广场上腾起熠熠红光﹐如一堆堆巨大的篝火。学生们的旗帜﹑一张张殉道者沉毅的脸﹐火光中痉挛扭曲的坦克﹑刺刀和枪口的森林……一切都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斑斓﹑情景悲壮至极的油画。

受到火光的召唤﹐大批在外围游走和观望的市民纷纷向纪念碑附近集结。他们或许有生的强烈欲望﹐却决不能坐视骨肉同胞去死。中国人骨髓里最精华的物质成份﹐这瞬间转化为最美丽光辉的精神﹐在这个生死场蓦然辐射出来。

中国人。你为何只能壮壮烈烈地去死﹐而总不能壮壮烈烈地去生﹖

我此刻距纪念碑约百余米﹐站两堆大火中间﹐目睹了这场气吞山河的民主运动的最后时刻。

密麻麻的脸庞像被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座上﹐那样年轻﹐放着红光﹐荜剥燃烧的大火,宛如死神举着冥灯﹐在活人中寻找着垂死的恐惧﹐然而它什么也没找到。

你来吧﹐来杀我们吧。每张脸都这样写着。

无论他们是生是死﹐他们都是永恒的。我这样觉得。

光和影的猛烈摇动中﹐响起一个声音﹕「同学们﹐同胞们﹐我们这次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已经流了很多血。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的了……」这是侯德健。他呼吁学生和人民保存自己的生命﹐这将是这次运动的又─胜利……他的话不时被一些嘘声盖过﹕「怕死的快滚﹗」过了片刻﹐侯德健又泣血陈词﹕「我相信﹐今晚在广场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我们都不怕死……」我看见好象有很多人哭了。侯德健说﹐他已和戒严部队的指挥官接触和谈判过了﹐对方表示「清场」是绝对的﹐至于侯提出的和平撤离﹐军队已同意﹐但要尽快撤离﹐军队无意再等﹐侯德健恳求道:「同学们﹐让我们最后做一件民主的事情吧﹐就是否和平撤离广场作一次表决。」侯又说﹐已经没有时间去举手表决了﹐用喊「同意」或「不同意」来决定吧。接着刘晓波(大概是他)也在广播里作同样呼吁。首先站出来支持撤退的是抵抗军队最悍勇的「工自联」代表。

我听不清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哪边更响亮。总之﹐学生陆续起立和移动了。

十九、

4时30几分﹐广场灯光大亮﹐成串红色讯号弹划过夜空。大批装甲车和坦克震耳欲聋地驶入广场。四面八方的士兵平端着冲锋枪踏着帐篷的残骸推进。学生还未撤离纪念碑﹐成群穿迷彩服的突击队已蜂拥冲上来﹐用枪指吓学生﹐粗声喝令着什么。亦因为这队凶狠的军人阻隔﹐我未能随大队从广播所指的东南角撤走﹐便退回广场西侧﹐这里有大批民众坚持不走﹐要亲眼望见纪念碑上学生队伍撤光才退出险地。

学生广播站最后的声音是一句未讲完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旋即枪声怒响﹐微茫的曙光中看见纪念碑身石屑四溅﹐所有喇叭同时被打哑了。

学生的撤退在继续。时间和他们的步履同样是那样沉重。我已望不见他们撤下纪念碑后的情况。倒是我这一侧的民众发现正是那支「投诚」部队出来扼守大会堂南门的路口﹐军官疲惫而满不情愿地指挥士兵一字排开﹐把路口封死﹐士兵没怎么动﹐一个五﹑六米的豁口依然敞开。群众已将稍早那幕军民对泣的煽情剧置诸脑后﹐深深的仇恨已令他们憎厌一切大兵。他们怒骂着﹐更质问﹕不是叫人家和平撤退吗﹖堵死口子抓我们去领功呀﹖军官木然无反应﹐亦不再敦促部属动作。于是大家更放胆不走﹐驻足观望﹐连外国记者在此留守军人也无干涉。他们和十余步外另一队挎枪持铁棍(不知干什么用)的友军全无联络﹐很孤独而沮丧的样子。

纪念碑上的学生旗帜终于隐没在东南的烟雾中。广场上废帐狼藉﹐火堆依然熊熊﹐坦克车隆隆推动﹐沉重地辗压着一切。

什么都结束了。

二十、

血路和火海之上﹐化为飞灰的只是人类的一个并不新鲜的﹑平平常常的理想。

她在中国已喊了一百年,先后招致来鬼头大刀﹑绞索﹑马刀﹑高压水炮﹑枪杆子﹑水牢﹑劳改营……最后是大炮﹑坦克﹑装甲车。怪的是﹐她的敌手越来越强大了﹐而她自己却始终是个飘渺的梦。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道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士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候收听我们的广播。」

──北京国际电台6月4日英语广播员李丹

「《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蕈命暴乱。』

「3日22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势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北京这一夜》载《人民日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

连同中央电视台当晚播音员的一身黑色丧服﹑红肿的眼睛﹑念悼词般的喑哑声音。所有这些直接或曲折的抗议﹐汇成了中国最黑暗时分冲出民族喉咙的怒吼。

然而﹐这都比不上学生队伍撤退时那悲壮场面教人摧肝裂胆﹐真是天地为之动容。

5时45分﹐我撤出广场﹐返回家中﹐恰好从东南角撤退的学生队伍折回前门西大街走向西边大学区。同学们臂挽臂﹐互相搀扶﹐个个泪流满面﹐悲愤欲绝。很多人浑身血污﹐队伍中还有担架﹐不知是昏迷者还是重伤者。逶迤的队伍有的还嘶哑地唱着《国际歌》﹐多是拼尽全力地吶喊﹕「罢工罢市﹗」「中国人站起来﹗」迎面又开来一支军队﹐仍向广场进发。学生齐声怒吼﹕「法西斯﹗」「刽子手﹗」「狗﹗」「流氓﹗」「畜牲﹗」激愤之泪更如泉涌。这时﹐所有高层住宅的窗户都敞开﹐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探着身子和学生一道吶喊﹕「法西斯﹗」「刽子手﹗」……居高临下的强大声浪鼓应着学生因悲痛﹑愤怒﹑衰疲而变形的嘶吼﹐闷雷一般向前滚动。

路两旁的市民看见学生衣衫稀烂﹑血迹淋漓之惨状﹐都掩面而泣。更有很多人当场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队伍中光穿著袜子或只剩一只鞋的学生穿上﹐有的妇女脱下外衣﹐给衣裳撕烂得不忍卒睹的女学生披上。高楼一扇扇窗户里﹐居民痛哭失声。

天地同悲。是为中华民族的黑日。

……

二十一、

「我作为戒严部队某部负责人﹐从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工作。我首先郑重说明﹐6月4日凌晨4点半至5点﹐戒严部队清场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也没轧伤一个人﹐根本没有登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解放军李之云大校答外国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1日

现在转入一个千百万中国人和更多的外国人所关注和困惑的问题──何谓「天安门流血事件」﹖到底有没有「血洗天安门广场」﹖

不要说因空间和时间所阻隔的人们﹐连我这现场见证人也一度为之疑惑。

我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当我和无数身历惨变的人们为那场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而哀痛和愤恨的时候﹐传媒的焦点竟集中到广场上有无射杀和辗死人的命题上去了。于是中国官方和外间的谴责者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证和反论证的漫长争辩之中﹐迄今犹未了。

这场争吵有什么实际意义﹖试问在西长安街这条血路枪击车轧学生与平民﹐或在东

边建国门及南边珠市口杀人于市﹐和在广场上杀人有什么质的区别吗﹖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行动是铁铸血写的事实﹐让全世界同声抗议这灭绝人性的暴行吧﹐而不要纠缠于某个局部的问题。

然而﹐这场大论争是那样持久和刺激﹐我终于也动摇起来。是不是广场也发生屠杀而我没看见呢﹖那些「机关枪扫射」﹑「广场血浆成寸厚」的说法是出于自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之口﹐不论其出于何种原因而坚执此说﹐都足不可信的。如此规模的血腥清场﹐我不可能看不见﹑听不见。然而﹐我确有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我始终在广场西边活动﹐东半广场及学生撤退时的通道﹐我一直未能目睹。但「血洗广场」的舆论是如此强大﹐连一些说过「没有看见」的身历者也因感情因素或别的什么原因改口了。我揣着疑团﹐在逃亡过程中意外地碰上同行老鬼﹐原来当晚他也在广场。对证之下﹐我们所见是一样的。但恰巧他也在西边广场﹐只不过比我早撤走半个钟头…… 故此﹐我只能坚持自己的结论。并且不去假设没有侯德健及红十字会人士于千均一发间的谈判努力﹐广场将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来听听中国当局说法。

屠城之后﹐官方传媒指天发誓说「广场上没响过枪」﹑「没流一滴血」。不几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摄影记者刻意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弹洞摄入镜头﹐这无声的画面戮穿了当局的谎言──几亿中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官方修正了这说法﹐并在表彭「共和国卫士」之「英雄事迹」时﹐说最先冲上纪念碑的战士如何开枪打哑了学生广播站的喇叭﹐并用枪口指喝学生「趴下」(事实上在此之前﹐纪念碑己遭枪击多次)。等等。

坦克和装甲车来回辗压了学生的帐蓬。当局说「事先已检查过里面没有人」。这点我非但没怀疑﹐而且认为当晚广场上的险峻形势﹐猛烈的枪声﹐熊熊的大火﹐每个人的生死都悬于一线。如此时刻﹐帐篷里根本不可能还有人呆得住。倒是官方自己证实了帐篷里确有一个吓昏了的女学生和一个疲极而眠的外地学生﹐都被军人唤起赶走。

我确信就广场而言﹐「辗人」并无其事。

至于说广场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流血事件」。这未免太过急切洗刷自己。此说无法解释学生队伍撤出时的满身血污。事实上﹐学生有秩序地撤离时﹐遭到军人棍棒交加的痛殴﹐我所认识的香港女记者蔡淑芳就被抡了两大棍﹐推倒在柏树墙下﹐更多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军队既一路杀戮而来﹐又何必讳言那对政府来说微不足道的人血呢。

回到天安门广场上有无杀人这个老问题上。我多么希望把这场冗长而无谓的论争立时结束掉。它实际上已变成一个捉迷藏的概念游戏﹐恰恰是中国官方最欢迎的游戏。

当北京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对六四屠杀虽绝无悔意﹐却毕竟为各国的谴责和制裁而烦恼的时候﹐外间那些概念不清的指责﹐正好给那些元凶一面聊胜于无的精神之盾﹐好振振有词地反驳人家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是「天方夜谭」﹔也正好帮他们回避了实质性的问题──以坦克战车﹑机枪﹑自动步枪和开花子弹(隶属军方的北方工业公司人士指证这种子弹由保定一兵工厂制造)镇压手无寸铁的人民﹐已远超一个国家的「内政」﹐而是对国际人权和公义的粗暴蹂躏。这种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绝迹的野蛮行径﹐才是那些屠夫必须受到审判的历史罪孽。

让全世界震怒的目光都投射到世纪末发生的这场人类悲剧吧﹐不要再向刽子手求证在或不在某个地点杀了人﹐它的发生地点是确凿无疑的﹐就是中国的北京。

……

二十二、

然而﹐屠杀没有停止。

学生撤退队伍还在那条血泊斑斑的长路上跋涉﹐大批在星期日上班的﹑又不完全知晓彻夜枪声真相的市民﹐进入了遍布北京城的各个杀戮战场。这些在公共交通已断绝仍骑车或是步行上班者﹐都是「一等良民」。但触目惊心的战场景象﹐远远超出他们在被窝失眠中的想象﹐那沉重的履带压痕一下辗过了他们良心的底线﹐于是愤怒地冲上前大声斥责军人﹐得到的是迅速而响亮的回答──冲出枪膛的子弹。

是日﹐满城狼烟四起﹐枪炮声怒响﹐不间歇地撕裂着充斥着血腥和焦糊味的空气。听去像是一座被攻陷的英雄城市在进行殊死的巷战。没人知道这日和此后的数日北京被杀了多少人﹐永不可能知道的﹐包括杀人者自己。

6月4日﹐万念俱灰的我凭窗而立﹐使命已完结﹐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拍摄下此刻广场全景的照片。望去浑浊的烟柱夹裹着无数人信念的残片和理想的劫灰﹐冲霄而起。五十日可歌可泣的民主行营已然易手﹐扎营者换成庞大的钢铁怪兽和十数万蛮勇的士兵。

全部的翻覆变易﹐都是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和供奉着他的真身的纪念堂之间开始和结束的。那几百万人惊天动地的吶喊和廿万攻城大军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可曾惊动这个超圣的灵魂﹖他或会掀开那玻璃罩子﹐走出巨大的陵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粗大的坦克炮管和森林般的钢枪。也许会有无识无知的年轻士兵用枪口对着他喝令﹕「回去﹗不准出来﹗」

曾和这位伟人的心底波澜有不解之缘的天安门广场﹐已有过数不清的聚集上百万人的场面﹐却从未有过坦克擅入这块圣地。

人们永远捉摸不透他喜欢和不喜欢什么。这才叫伟人。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历史是由好多人创造的﹔而另一些地方﹐历史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创造的。总之﹐历史是人创造的。

无论毛泽东对六四这一天的广场感到快慰还是震怒﹐有一点是不能不惊叹的,就是昔年在他周围卑躬曲膝﹑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那些旧臣子﹐终于做出了一件他未曾想过﹑或想过而从未做出来的事情。

创世纪。

下午3时﹐惨白灼热的天空陡地阴暗下来﹐眨眼间风驰云走﹐飞泪顿作倾盆雨。

北京哭了。

……

6月5日﹐枪声不绝。

6月6日﹐枪声不绝。

6月7日﹐枪声不绝。

6月8日﹐枪声渐落。

6月9日﹐枪声稀少。

6月10日﹐我逃出北京。

1989剩下的半年﹐世界激变。

唯一不变的是北京。

――1989年秋追记于香港,1990年一月完稿于旧金山

(附记:根据丁子霖女士的调查,证实当日在广场东侧确有平民被军队射杀。特此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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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北京

(本文1990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

一、

枪声仍在响。远或近。

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

“—-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

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

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

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

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

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

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

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

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

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

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

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

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

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

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

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

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

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

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

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

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

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

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

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

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

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

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

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

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

这是警讯。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

我一夜无眠。

三、

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

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

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

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

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

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

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

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

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

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

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

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

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

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

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

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

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

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

“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

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

“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

“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

“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

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

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

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

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

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

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

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

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

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

“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

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

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

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

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

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

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

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

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

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

他们死了是白死。

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

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

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

七、

六月十日。

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

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

……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

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

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

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

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

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

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

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

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

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

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

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

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

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

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

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

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

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

八、

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

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

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

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

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

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

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象。

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

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

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

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

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

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

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

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

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

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

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

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

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

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

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

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

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

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

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

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

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

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

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

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

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

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

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

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

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1990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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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裂缝

(写于1990年夏,发表于1991年2月《民主中国》)

蒸腾着雾岚的南方,连同郁郁葱葱的起伏丘陵,向我们猛扑过来,飞机在降落。随着那架复杂的钢铁骨骼一阵振动,我感知到飞机起落架正在脚底下生长出来……

落日尚未燃尽,这座依傍着一个庞大水系的城市已亮起万家灯火。送目窗外,跑道正像一条湿漉漉的灰绫带笔直抖开。

我从腑臟间断断续续地吁出一口气。

当飞机颠簸着和大地结合那瞬间,我和刘心武对视一眼,彼此脸上都溅起了难以言喻的颜色。

这一天是西元1989年六月十日。

我们终于逃离了那座血泊未干的凶城。

⊙北回归线

一切都未曾结束,另一个大故事又展开了激荡的情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故事里将要扮演的角色。

我们都没有行李要提取,两人只有一个轻飘飘的手提包,像一件多余的赘物,在刘心武手中晃荡。穿过那堆挤在铁闸后面焦急万分地迎候脱险亲友的人丛,从形形色色的面孔上,我看到了席卷北京的铁与火穿越时空的骇人冲击波。

的士站排着一队人龙,倒是一些小巴司机再三过来兜搭生意,尤其希望能拉到前往深圳或珠海的长途搭客。这本是广州航空港琐碎而了无新意的日常前景。但在此时,司机吆喝出来的“深圳”“珠海”等字眼,却衍生出富于魅惑力的某种暗示。

存在于心底那朦朦胧胧的意念又蠢动起来。

那不过是无谓的闪念,我和刘心武身上都没有进入彼地的“边境通行证”,但我确有一张有效期长达一年的通行证,好像曾经用过一次,便放在广州父母家的抽屉底,我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至于刘心武,以他《人民文学》主编和全国青联常委头衔,临时办理一纸通行证也非难事。但这都需在广州办理,而且要“惊动官府”。

这座都市就在望中,炫耀着一片灯海,与北方那个一夜之间休克过去的黑暗之城形成强烈反差。

我们已排到的士站人龙的中间偏前,此刻我蓦然如有天授,转头对刘心武低语:“咱们别进广州了,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原因到了那里再告诉你。”

这一路神情沮丧、沉默寡言的刘心武竟木讷到连错愕都无从表达,只嘟囔道:“随你便。”

我扬手叫来小巴司机,告知:“去从化温泉镇。”司机略作踌躇,去从化温泉镇没有深圳、珠海等“黄金海岸”来钱,但总算还是七十多公里的长程搭客。议过价钱,旋即登车。

我们掉头北行,小巴在暮色中疾驰。

“从北京来的?”司机问。

“……不是。”我否认。

“唉,北京这下死得人多啦!那晚我都冇去开工,全家睇香港电视直播,连我两个仔都吓得哭啦,真系冇见过咁惨的事!”

没有回应。司机叼起一支烟,不再多言。

公路两旁的木麻黄树在黑暗中披散着蓬乱针叶,越往北行,车越少,这和车水马龙的珠江三角洲完全是两回事。比夜色更浓稠的乌黑山影渐向公路挤迫过来。我们已进入山区。

我无法驱除那种像奔兽一般逃窜的感觉,那惨烈的屠城场面所留下的心理震撼,逃离北京之后反倒愈加强烈起来。我不能进入广州,作家协会并不知晓我的行踪,连年迈的父母也不知我已脱险南返。北京事变后即时在南方地界现世,徒然招人猜疑。我和刘心武都需要寻觅一处避秦之地,蛰伏下来静观时局的发展态势。

就我而言,赴京前在广东民运风潮的作为将要受到怎样的处置,这是决定我此行路向的前提。至于在北京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我只是上百万反抗者中的一个,倒不怵有什么把柄落在“专政机关”手里。

小巴驶离公路,颠簸起来。有狗吠声。

温泉镇。

从化县的地脉风水早已被一条无形的线剋住了,那就是北回归线。按说此线横过的地域很广,偏偏全中国仅有一座由国家选点的最权威最精确的北回归线勘定碑,就竖起在本县地界。从此,在这一大片富庶繁荣的经济圈中,从化成了孤零零的穷县。按行政划分,它直属广州市,却成了广州市政府的包袱和耻辱。按说它在广州北面仅七十多公里,比它更靠北的县份这十年间经济也起飞了。地理距离通常不比地理构造更说明问题。从化山区,土质赤红而且贫瘠,可谓山穷水恶。更不幸的是,珠江流域这庞大的水系几乎网罗了大半个广东省,偏偏与此县无缘;另一条经济大动脉——京广铁路,又和从化失之交臂,仅从邻近洪秀全的故乡花县经过。故此,它是傍尽都市的穷乡僻壤,恰恰又是逃难者的避祸之地,毕竟这里消息和交通都不算闭塞。

温泉镇或许是这个穷县唯一有点知名度的地方了。此处温泉所含各种矿物成份适中,背靠青山,未受污染的流溪河水将小镇分割成两半。六十年代以来这里建起了不少楼堂馆所,直属中央各部委,名为“干部疗养院”,实质为“中央首長”越冬养生之地,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没来过,自朱德以下,大都曾到此闲逸一番。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的争斗始终在激沸之中,失意者丧失了“疗养”资格,得意者又不再看得起这失之于太过平民化的小地方,温泉镇日趋车马寥落。到了八十年代,中央级“首长”已绝了迹,早年的别墅式馆所迅速落伍,更显土气。便真成了一般科员级干部的疗养所。倒是一些新兴的财大气粗的实业公司趁机插进一只脚,呼啦啦建了一片新式别墅,这些洋气而矫情的楼群是一种象征,标志着过去君临一切的政治人物权势的萎缩,而官商或经济集团的气焰日渐高张。

我认识一个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有一个不多见的姓氏——辜。这家公司承建了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花园大酒店以及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全部体育场馆工程,公司实力和表现都属上乘。但它所以能揽下这些肥缺工程,很大原因在于辜董事长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辜董事长以公司名义包起了中国桥牌女子队,并任领队。他在生意场上几乎无往而不利,唯一的失败是他想承包北京亚运会的工程,却遭到了北京市政府及其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抗,即便在老邓的牌桌上也无助于挽回大势。这次竞标落败,当然是该公司的一大挫折。问题在于中国大陆并无公平商业竞争的土壤,双方着重的都是政治手段的施为,然后较量各自的背景与来头。

我和辜董事长其实只见过一面。当时他意得志满,豪气干云,随口问及我有什么他可帮上忙的。写作和建筑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不过我居然能想到并提出一个不情之请,谓:曾在从化温泉镇见过公司的疗养别墅,好像总是灯火阑珊,既然闲置,我写作时可否住进去?辜董事长一口答应,说除了冬季,我随时可入住。

我住进去过三次,每次长达半月至一月不等。

此时,我第四次揿响了别墅电铃。

一张年轻的脸庞在落地玻璃窗后现一现,门开了。这是该公司在本地招聘的女管理员。我的到来不会引起她多少惊奇,这也是我选此地落脚的原因。这座非营业性的疗养别墅,可免去出示证件和住宿登记等讨厌手续。

还是那房间,我好些作品都在此出产。在不太久之前,才完成了一部中篇,紧接着,天下激变,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向在稿纸上奔泻跌宕的情感,忽然在一个无比宏大的背景中化为鲜明具象。从而使那些虚构于纸上的故事变得那样苍白而干瘪。

只是那个真实得残酷至极的大故事并不以枪炮轰鸣、尸横遍地为最后的悲剧高潮,如同一部超级恐怖片,先以强烈而夸张的噱头造成震慑效果,然后剧情在推进,谋杀在继续。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播电话给县长途台,请接线生接通广州某个电话号码。好不容易接通,那一端传来令人震怵的讯息,北京一开杀戒,举国民情耸动,愤怒的抗议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民众冒死集会游行,包围当地党政机关。湖南湘潭一段京广铁路被扒开,武汉长江大桥被堵,成都的抗争怒涛更演变成血与火暴力冲突。这位挚友告我,广州数万大学生堵塞了横跨珠江的海珠桥,并集结于桥北端海珠广场连日声讨北京屠夫,还要将一幅长达十丈的黑布把广场中央的解放军战士塑像从头到脚蒙起来。只是被“爱高联”(广东“高自联”称为爱国学生联合会)的顾问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李正天劝止。友人告知,自我赴京后,知识界排头的人物已属这位当年以“李一哲”而扬名的李正天。他现时已被安全部派员“监护”。友人劝我暂勿露面,因我赴京前的作为已刊登于报纸头版,当时报纸尚倾向民运,喜用中性措辞追踪报道民运动向。如今这都成了抹不去的“罪证”。

通话之后,刘心武见我脸色难看,便问原委,我如实告知,他心情益发沉重。他处境也很糟,“五二二”首都知识界大游行,他和刘再复均在天安门广场接受香港电视台现场采访,发表了严厉抨击当局的言论。加上他主编的《人民文学》在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当中的旧账,结下的仇家都非等闲之辈,如今天下翻覆、前途之险恶实在不堪想象。

两人正相对无言,忽有叩门声,此时此际,任何异响都教人一惊一乍。殊不知却是年轻的管理员,那张乡下气未脱的圆脸溢满激动的红晕——“快开电视,香港无线台正在播柴玲的录音讲话!”

六月十日,事变后第六天,这字字血声声泪的录音带,由香港电视台配上当日屠城的实况画面向全世界播出。

柴玲的描述在局部和细节上和我之所见有出入,尤其是她于六四凌晨与学生队伍撤出之后,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她已无法目睹,她所说的多是听来的传说。但不管如何,发生在通往广场的各要津通衢的血腥屠杀,是铁的事实。

对刘心武最具冲击力的还不是柴玲那悲愤欲绝的声音,他当日虽人在北京,但在他居住的安定门一带,却无法亲睹那场民族大灾难的惨烈场面。虽则类似口述听得不少,但荧屏上那些逼真而刺激的画面竟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极限。

看毕,他脸色惨白,半晌无言。

未几,香港电视台再次重播。我相信,这个夜晚,该台的收视率可与六四当时的现场直播等同,包括整个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都在屏息收看。没有任何谎言可以掩盖这些血腥暴戾的历史镜头。

然而,刘心武已不忍再看,扯张毯子蒙头啜泣起来。

一夜无眠。

熹微晨光将窗户刷亮,被犬齿状山影修饰的天空,再也看不见污浊烟柱和爆炸的闪光,弥漫于嵯峨峰峦之间的是乳白雾霭,流溪河之波碧绿得黏稠,恍如青草汁液。潮滋滋的晨风吁过来大山的气息,使北京那悸动的干热退缩成辽远记忆。只有窗前这株开花的树,总在无言地强调着那触目惊心的颜色,这好像叫羊蹄甲花,爪状的花瓣卷曲,红的骇人,酷似飞溅出来的鲜血!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大山皱褶里隐伏多久,一旦自己这边东窗事发,又恐连累了刘心武。然而我们实在说不清楚谁先“有难”,反正眼下是寸步难行,只能看各自的运程。想到命运的重锤将我们钉死在北回归线上,似乎是一种凶险的象征,实在教人不寒而栗。

住在这山窝窝里,安全系数未必十分的高,更断绝了与北京的联系,我们两人甚至都无法给家人报个平安。之后两天,刘心武明显地烦躁不安起来,似有离开此地的意思。

六月十三日,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晚七时,电视播出了一段史无前例的新闻。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荧屏上打出一幀幀学生照片,以及一段段杀气腾腾的文字。这就是第一榜全国通缉令,通缉二十一名学生领袖。

万分震怵之余,我嗫嚅吐出一句——“他们疯了!”

如果不是那群老头子疯了,那就是我疯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善良的人们总是不相信那些极端邪恶的人和事。大屠杀发生时,他们不相信,被吓呆了;穷凶极恶的通缉令出来,他们还是不相信政府会使出斩草除根的辣手通令去全国追捕年轻学生。

我还相信那些操纵着绞肉机一般的专政机器的黑手竟会宽大为怀,好让我从那锋利而精密的齿轮间逸出去吗?

此夜星月黯然,山影如同一堵高墙,我们就像关在大狱里的囚徒,在狱墙阴影下服刑——那是精神上的无期徒刑。

黑暗中传来流溪河的水声,山林低吟着应和,俨然一部情节激荡的历史长剧之背景音效,以其恒久不变的舒缓祥和来反衬幕前瓦砾伏尸、血污灰烬以及幕后的阴谋、罪恶和杀人者的格桀笑声。

八十多岁的老朽追杀廿多岁的青年,把剧情推向恐怖高潮,红幡狂舞之中,一群枯槁的僵尸正表演着割头饮血的仪式。

这一榜通缉令使刘心武去意顿消,此种情势,除了蛰伏深山,观望天象,实无别的法子可想。或是刘心武“身居要冲”,政治敏感度比我强得多,他判断决不会只抓若干学生这么简单,还将通缉哪种人,只好等着瞧。

第二晚,下一榜全国通缉令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是缉拿“工自联”的人。这已在意料之中,但它显然在提示下一轮剿杀的范围。

那是我们最难熬的几个昼夜,几乎每个钟头,我们都感受到血管的流体正在凝固的过程。

方励之、李淑娴被通缉。

上海迅速逮捕一批民运人士。

成都宣布戒严并大肆捕人。

北京,如狼似虎的戒严部队满城捉拿“暴乱分子”,竟出现了千余野战军包围兆龙宾馆附近一幢公寓逐屋搜人的刺激场面。

“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该有”。这类铁血语言充斥着广播电视以及报纸。

盘恒于丛山叠嶂之上城垛一般的积雨云,播扬着大雷暴的火爆气息。

然而,再下一榜全国通缉令始终未见诸报端。我们每晚盯着电视机,看过北京的又看香港的,那个无可逃避的噩耗却迟迟不见公布示众。

“如果严家祺他们被通缉,我们该怎么办?”我问刘心武。

“可能……还有苏晓康。”好一阵他才搭腔,并回避我的提问。

严家祺是他的好友,苏晓康是我们的作家同行。

“他们被通缉的话,我想我没法待了,总的想个法子。”我说。

这已经是最强烈的暗示了。

他神情沉重,并不作答。他不至于听不懂我话中所指,尽管四十年来险恶的政治风涛历历在目,带血腥味的大劫数更迫在眉睫,然而,那依然是个困难而且痛苦的抉择。

终于,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渠道证实了我猜测的一切。

我不得不离开这片郁郁葱葱的山野,听任命运那根啸声锐厉的鞭子驱赶,向着一条坎坷颠沛的逃亡之路奔去。

⊙万方多难

或许是那女管理员改变了一切。

这位小镇姑娘热情淳朴,心地善良。她发现我们总窝在房间里,岂不太闷?她便想起我有一位朋友在此地,以往我来写作,这位朋友不时来看望我,这次料也不会例外。

她拨动电话,请总机接通县城一个机关。

中共从化县委的电话铃响了。

我的朋友不是别人,正是本县县委第一书记。

他姓朱。我在工厂当工人时,他在另一间工厂当团委干事。我们同属一个轻工业局,见过几次面后,就成了棋友,先是象棋而后围棋,杀得不亦乐乎。除去棋道,我们却有各自的爱好,我喜好文学,他则对政治感兴趣。

及至我成为作家,他也成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好像还是团中央委员。自那之后我们见面便少了,直至他的政治生命轨迹发生了跌宕。

朱书记绝非平庸之辈,有冲劲,有想象力。虽然共青团系统总是以少年老成、棱角去尽的庸才居多。而在淘汰精英、制造庸人的僵硬体制里,像他这样的人终难逃一劫。

朱书记这个跟斗栽在一宗与政治敏感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上。改革开放的大潮当中,朱书记过于活跃的想象力促成了中国大陆破天荒的首次“选美”,团市委全力以赴,把这次评选“城市小姐”搞得颇有声势,四百多中外记者云集广州观摩盛况。殊不知远在京师的某位老人得报后满面溅朱,一通“阶级”、“主义”、“自由化”的训词掷过来,团中央吓得手足无措,连忙驰电勒令腰斩这项“精神文明”活动,时值选美“后冠”得主揭晓还隔一天半,记者与社会贤达已冠盖云集,自是无法煞科,只好决定照常进行,却不许上电视不许见报。结果“广州小姐”选出,广州市民根本无缘一睹芳容,几成了荒诞剧。

朱书记就此自毁前程,他在共青团系统的仕途嘎然而止。

我个人对选美之类无可无不可,但居然将其升格为“政治问题”而加以砍杀,自不待言,我的同情心在朱书记一边。

在他被褫夺团市委书记之职听候发落之时,我们在棋枰上重燃战火。可惜,这段短暂的闲暇很快被一纸任命书所勾销。

朱被发配到从化县当县委第一书记,成了这片赤红土地贫苦山民的“父母官”。这是贬黜抑或如中共市委组织部所言“锻炼年轻有为的接班人”,那就不得而知。我倒相信,此系上头给他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粤省党政官员比较开明,更对远在京师德昏聩老人处处掣肘深感厌烦,便虚应故事地给朱一个处置。

不管如何,在这片穷山恶水想有什么建树委实不易。

此刻,他接报很诧异,先拨电到温泉别墅问我——你不是去北京了吗?

我只好如实说是刚回来,北京太乱,没法待。

朱书记又问另一来者是谁。我想这既无可隐瞒,也无隐瞒的必要,便告诉他。

朱竟丢开公务,表示马上开车过来。显然,他也急欲向北京来的目击者探问事变实况。

刘心武得知即刻警告我切勿“胡说八道”。

岂料朱书记比我们更谨小慎微。丰田车驰到,下车伊始,寒暄几句,朱便把我拉到一旁问:“刘心武这回牵进去了吗?他怎么来的?”

我说,北京杀了这么多人,不怕才怪呢,谁都想离开那座凶城,等局势平稳了再说吧。

朱说,不管刘有没有事,现在风声太紧,第三批通缉名单早下来了,都是知识界的。

我陡地一惊,忙问搒上有谁。

朱告知共有七人。上榜名单果然不出所料,朱还说,看来要捉的还不止这些,上面已有精神下来,这次“打击”将十分严厉。他早在报纸上得知我赴京前在粤省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他很为我担忧。

从朱那里我还得知现时深圳沙头角已完全封闭,奉国家安全部急令,海陆空交通要津全都岗哨重重,严拿通缉犯。他这县委书记去广州开会,七十多公里之内小车被武警截查三次。总之他劝我们处处小心。

我和刘心武商量一下,便提出次日就回广州。朱书记松了口气,就说他正好有事去市委,可坐他的车一道走。

去留已定,朱书记礼数周全地请我们吃中饭,席设温泉镇招待所餐厅。书记驾到,自然是雅座单间。席间他果然问起北京“六四”细节,我尽量拣中性的措辞客观叙述,饶是如此,朱书记已听得满面戚然。席上鹿脯、黄猄等几道山珍几乎没人触动。心武更一直默然,他或在想,到了广州又将如何?

既然行藏已露,返不返广州都一样。

次日,与朱书记同车起行。或是我们的离去令他稍感宽慰,一路他谈锋甚健,并描述了省委紧急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的若干花絮。

我不想复述他讲了些什么,只能说,我得到的强烈印象是,粤省党政军各层干部都对中央就这起事件的处理以及之后的“清查”措施抱有抵触情绪。

我甚至因之生出幻想,那些来自北京的追缉和整肃指令被“本土化”之后,也许我的处境还不至太糟?

途中,车子果然遭到两次截查。刘心武的外地证件受到武警格外仔细的检查。过去后,朱书记给我们讲了个笑话:日前副县长驱车进省城,截查武警问车后箱有什么?副县长答:“放荔枝。”武警勃然色变,喝问:“什么?方励之?”我们听了想笑,却笑不出来。不过,朱说笑的兴致很快也告消退。

车子经过北回归线勘定碑之际,朱书记指点公路左边的一大片建筑工地,悲凉地说:“这一个易碎的梦想。”

原来,那正是他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从化县穷得万事不堪提起,算来算去只有地价平、劳力贱以及距离广州不太远这几点尚可吸引外来投资。过去总是翻“看菜吃饭”的老谱,谈妥什么项目才破土动工,守株待兔如许年,邻近县份已非旧貌,从化依然乏人问津。朱书记上任后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一举贷款近亿元,搬掉几座荒草瑟瑟的山包,在公路旁一气盖起多套标准厂房,“先干出个样子来,给人看见投资环境,才会有大客上门。”这就是他的政绩。标准厂房尚未封顶,果然已有财团来洽谈投资事宜。殊不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六四枪声一响,立时鸡飞蛋打,那笔数额浩大的银行贷款对这穷人县来说,无异于一道催命符。

“这几天每次经过这里,我都很难过。”朱书记沮丧之极。

老实说,我不大懂。若论经济头脑和政治眼光,朱书记远胜于我们这些文人。北京这场血腥屠杀,令全世界目瞪口呆,接着就是一片抗议谴责,就算外国政府不搞联合制裁,海外投资者也谈虎色变,将这个专制国度视为畏途(作者注:事实上,国际联合制裁在六四镇压之后便告开始,却未能维持多久)。

对我来说,至为不安的是,和朱的最后这次见面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此乃车到广州我与他匆匆握别时无法预见的。

我来不及有诸如此类的闪念,才在广州落脚,即刻被来势汹汹的政治高压弄得晕头转向。

此时,广东作家协会已经四处十万火急地电召我返单位“参加学习”,先去电北京我家中,我妻子告知我已南下,去了哪里却不知。作协便往我常去的地方一一致电。事实证明从化县也是待不住的,我的几个“写作基地”作协无人不知。

我和刘心武到我父母家,老人家很意外,继而为我平安归来而大感宽慰。殊不知另一个巨大的阴影已沉重地包拢过来。

我必须回单位点卯。我满不情愿地踱入作协大楼时,正好赶上召开全体大会紧急传达中央文件。众人正襟危坐,神色惶然。要论广东民运风潮,在文化界中作家协会卷入最深,过半的人曾频频上街摇旗呐喊,这是想抹也抹不掉的“罪证”。凝固的空气开始了单调的振动,党组书记在宣读红头文件。

这是一份怪诞的东西,它由北京市委拟定,才发下去就得到中央认可,并升格为中央正式文件,落款却仍注明“北京市委”,中共中央办公厅不过是照原样转发全国,并确认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可以想象,别的省市党政高官读到这份文件,均会大感不快。若是自己治下出了这天大的乱子,定然前程尽毁,革职放逐那是最轻的发落。岂知这几个无非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京官,惹出建国以来最大民变之后,反倒以人血染成丹鹤红顶子,八面威风,还指手画脚教训别人应该怎样去抓人整人。真是奸人当道,纲纪荡然!

且说那份文件。众所周知,将八九学运定性为“动乱”,最后酿成特大血腥惨案的始作俑者正是北京市委。再由他们来画杠杠夺生杀予夺,其暴戾程度不难想象。

文件不厌其详地将“九种人”列为“清理”对象;另外“十一种人”划为“清查”对象。条文不必细列,加起来总共二十种人,这数字已够荒诞,并且创下新纪录。文革十年,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文件卷帙浩繁,但也未曾把假想敌划分出多达二十种人,精细得如同化学分析。

不幸的是,它并非一则幽默小品,而是冰冷严酷的现实。这部极权制式的国家机器,经过最初一阵手足无措的紊乱之后,已回复到它那固有的传动节奏,并以超强功率向它的假想敌绞杀过去。

读毕,有一段长久的沉默。我的面部肌肤感觉到许多一掠而过的瞥视。因为依照红头文件上“从严”清理的“九种人”中,“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名列前茅,细则列得如此清楚,我想说自己“不配”也不行。

党组书记(他是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的作家)似乎也被这份文件唬得心惊肉跳,僵直着脖子不往我这边扭,然后宣布明天开始长达二十日的第一期“学习”,任何人不得请假。

才完事我便速去父母家,第一时间向刘心武“传达”。或许是身历惨变,加上这一路颠沛流离,他的反应令我迷惑不解。他觉得自己未必在“九种人”之列,多半属于那“十一种人”之中(当他说着这些反修辞的古怪语言时,我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他认为既然“底线”已亮出,尽管苛厉非常,但总算有了个界限,那些杀红了眼的大兵满城狂追和暴打平民的最恐怖时期已经过去。他在外地待着也是待着,不如北返。

他也有他的道理。连我都忍气吞声地回单位现眼,接受洗脑,他在此间淹留还有什么意思?

确实,屠城后多日,大兵的靴声与枪刺成了北京唯一的“王法”,甫经强烈震荡的老百姓更加惊恐不安。直至戒严部队指挥部在捉拿人犯方面和公安部、国安部“换防”,军队凶横跋扈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如今需要面对的只是无尽的精神暴虐,服服帖帖地协助另一只手撕裂自己的灵魂。还有比这更糟的,所以觉得这还过得去。至于那种暴尸街头、血溅五步的超级恐怖,已向被大火烧焦的布景后面退缩,成为一个忘不了的噩梦。

这个噩梦将陪伴你一生。

去留已定,我就陪他去购票,本来打算买机票,民航售票厅与火车站挨得很近,经过时意外发现向来人满为患、黑市票价居高不下的京广客运线售票窗居然门可罗雀,即日的软硬卧铺车票俱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北京,有一股紫黑色的煞气从地表冲霄而起,即使肉眼凡胎也辨得出大凶之象。

然而,人在彷徨无计、万念俱灰的时刻,总会有不如归去之想。我在此后曲折惊险的逃亡过程,也强烈感觉到这种思家之念。

人的瞬间闪念,足可以决定整个命运的走向。无论是我抑或刘心武,今后完全不同的后半辈子,都能验证出这条公理。

他终于要北归了,当我在月台上看着他钻进空荡荡的卧铺车厢,仿佛觉得自己在送别一位走向祭坛的殉难者,心底有说不出的悲凉。

月台另一端是南下列车,刚进站,旅客爆满。穿警服或不穿警服的一班壮汉早就在此严阵以待。

我无法不联想到那些关于白色恐怖的电影镜头,更无法压抑对这台国家机器的无比憎厌。

北行列车启动、滑行。或是空载之故,哐哐当当响得怕人,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苍茫夜色之中……

心武去后,我更觉彷徨孤寂。

不过,很快就有别的朋友前来试图为我排忧解难,只是他们的所思所想未免与我大相径庭。

不两日,同住一层宿舍楼的作协副主席陈国凯在深夜零时叩门来访。

这套新宿舍单元,我只是本次南返才刚刚拿到钥匙,自是四壁萧然。我们分踞仅有的两张椅子,开始密谈。

陈国凯早被中共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内定为下届作协领导。民运期间,他正在省委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学习班,与外间的滚滚红尘绝不相涉,甚至比曾经签名支持学运的老作家秦牧、黄秋耘等还要“清白”。

作协领导换届在即,陈国凯实际上已经参与党组的好多“机要大事”。果然,他此来是以交情为重,对急难之中的我点拨一二。

他告诉我,洗脑式的第一轮政治学习结束后,马上就展开“清查运动”,每个人都要写自我交代,继而是“背靠背”的检举揭发。作协肯定是“重灾区”,压力会很大。

陈指出,作协问题的焦点就是我,只要我能勉强过关,作协就能逃过这一劫。

他透露了一些“机密”,让我善自为之,凭这几张底牌好避重就轻,去应付“清查”。

他告诉我,第一,北边有关方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我在京活动的材料转来;第二,我在广东省人民政府大门口对静坐示威的数千学生发表演说一事,国家安全厅拍下的录影带(我当时已注意到不下四部摄像机遥遥瞄准着我)都只有图像而无同步录下声音。我在“交代”时只能凭记忆追述,就可以“坦白”某些部分而否认另一些部分。

另有两个坏消息,现时我最无从抵赖的是“五二四”省港澳大游行这一宗。当日,五十万人摇旗呐喊,冒雨彻夜环城游行,至深夜三时许才散队,成为广州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就场面壮阔而论,仅大革命时期北伐雄师誓师出征之旌旗蔽日、地动山摇的情景差可比拟。这次示威游行是在北京戒严后由省港澳三方联合发起的,性质因之格外“严重”。在清查浪潮中,已有许多个文化单位“揭发”:知识界的策动者就是作家协会的孔某某。其次,我在赴京前与北京通话的长途程控电话记录,已遭检查并记录在案,通话时间,受话人号码均一清二楚,其中五月廿三日这天就打了六个之多,最糟糕的是,受话人差不多都是“反革命暴乱”的被通缉者或是被北京市委“平暴报告”点名的“动乱精英”。

陈国凯说,他不大清楚其间是否有某几个电话被窃听录音,那是北京方面的事。但“坦白交待”时必须准备好关于这些长途电话的一套说辞。

陈国凯最后告诫我,千万不要再和美术学院的李正天有任何联系,其人已遭严密监视。至于我,目前尚未有什么特殊措施,有的话,安全部门大概会通知作家协会。总之,我一定不能再有什么异动,最好足不出户,闭门谢客。

陈不愧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多积累了十几年的沧桑阅历,所言的都是在惊涛骇浪、苦雨凄风中百炼成钢的生存要诀。

国凯之后,又有报界、出版界的朋友悄悄登门,这些则是涉足时代大潮的“清查对象”,他们急欲和我订立“攻守同盟”,先对好口径,以免各自的“交代材料”有太大出入。他们尤其希望我能将某些事实“淡化”,他们好跟进,这样就有望在“十一种人”中列入排名靠后那几种。

细谈密斟之后,那篇“交代”从基调、分寸、细节都有了大致的构思。不仅是为朋友,也为了自己。

我在亲手谋杀自己。

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曾激沸不止的满腔热血,以及冷笑着与死神对峙的勇气已冻结成一坨冰块。我在精心地剥去自己脸上的皮肤,如同剥去速冻食品的包装纸,然后再精心地绘画一张面具往上贴。不需要麻醉药,因为身心俱已麻木。我必须向另一些面具大声呼喊:我没有那样想过,我没有做过,那个人不是我。我的眼瞎了,耳聋了。我没有看见听见那些扭曲在熊熊大火之中的罪恶。我将自己的人格成功地从躯壳中分离出去,代之以高速复印机里吐出来的一页“坦白自述”,简洁而标准,散发着纸浆残存的气味。我不再是我,只成了签署在交待材料最末一行的名字。它是那样空洞,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个抽象符号夹进一叠白纸,然后听任别人在上面书写关于我的鉴定、我的历史。直至那些纸页窸窣有声地插进我的个人档案袋,咔嗒锁进人事处的金属文件柜。我如释重负地吁口长气,心安理得地继续去当作家,去写那些关于善恶和人性的文字。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那些被灼热弹头洞穿的躯体呢?那些哔剥燃烧着的、被坦克履带辗过仍倔强地迸起满天火星的旗帜和帐篷呢?还有那些终日与高墙和铁窗相伴的囚徒,他们成了监狱花名册的一串编号,这组毫无意义的数目字将陪伴他们十年二十年,直到像魏京生那样,关押到头发斑白,牙齿脱落。唯一的光明只来自被铁窗分割成几何图形的天空。

厄运来了。

那些自作聪明、自轻自贱的伎俩,并不能保佑我蒙混过关。

不几日,安全部来人了。叩门的是人事部办公室的干部,他告诉我,省国家安全厅派了两个人来作协找我,现正在党组办公室等候。

我住在九楼,办公室在三楼,这之间的落差仅十多米。

那名从未见过这场面的人事干部忐忑不安地等待我的答复。

其实我已再三编导过这必然发生的情节,修改过百十遍对答台词。当它终于到来时,我发现文学家生动的想象刹时被撞击得崩溃迸散,脑质层成了一片迷茫空白。

“……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慌乱间竟来了这么一句。

人事干部迟疑着,脸上神情变了几变,居然点点头,转身下楼。

这干部和我交情并不深,平时见到作家总是很景仰的样子。这倒在其次,他也曾参加过半次民运游行,途中思前想后觉得这风险赌不起,半道溜号了。洗脑式政治学习时,人人口头表态或检查,他却完全略过了这一段。按其政治履历,他有望坐正人事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但在作家协会这种文化单位,像他那类毫无写作能力的人升迁总归不易,更不用说再沾上点什么麻烦。这也情有可原,故而他在会上的瑟缩表态和离奇失忆,迄今无人打算“揭发”他。

他才下楼,我就开始了慌张而无谓的忙乱,翻寻所有可能放着信件的角落,虽然我已作过两次梳篦式的清理,连刘宾雁送给我的书和苏炜还在美国留学时写来的信件都作了处理。要命的是李正天有两封信(其实都是民运之前的)始终未找出来。一阵无望的翻寻之后,又蓦地想起更应该做另一件事,那是友人给我翻录的三盒民运期间香港电视台每日的专题新闻。我将录影带和几个空啤酒罐塞进一个胶袋,丢进垃圾桶。等到我想起用垃圾桶来置放违禁品有多么愚蠢之时,那位人事干部已再度叩门了。

他故作神秘地轻轻关上门,先报上佳音:那两个人打发走了。

他兴奋得像个智育未全的孩子无意间窥探到一个重大秘密,压抑不住要和别人分享的冲动,他告诉我,安全部来员说是找我了解“强力饮料集团”董事长曾经派车队来作协会合出发参加“五二四”省港澳大游行一事。他们要了解这位董事长是怎样和我联系的。就“强力集团”而言,这事很严重。该集团公司曾客运五十箱“强力系列饮料”捐赠给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并捐了五万元(或更多)给“高自联”。现时,这位董事长正仓皇出逃,不知所终。

人事干部称,他对安全部来员说,如果是这一点事,可不可以委托人事部门来问我,再回复省安全厅呢?对方有保留地同意,仍希望下次能和我面谈。但是——他披露出违反人事纪律的秘密——安全部来人说,其实已传讯过“强力集团”当日带队参加游行的周某,但对周某则说主要想了解作家协会孔某某与该集团的联系。现在找我,是想印证两边的口供。

人事干部拥有比我多得多的专业知识,他告诉我不用太紧张,他们欲传讯我手续很麻烦,因为我是政协委员,要经过“人大”特别许可方可进行。

人事干部告辞了,也许这是他庸碌而刻板的一生中所做的最越轨和最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情。虽然,他将来如有机会向人描述的话,必须把其后的续篇再度付诸“失忆”。因为我出走之后,作家协会的整肃如黑云压城,这位人事干部陡地换了一种出击的态势,不但对我,还竭尽密告栽赃之能事,无情打击他的单位同事。

岂止是他,作协一位副秘书长,六月四日深夜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哽咽着央我一定要找到他儿子的下落,其子是北航学生,也是学运先锋,轮班守卫广场上北航的大本营。当日烽火连城,其子生死难卜。他垦求我协助找到他儿子,并将其收留在家,不让再返校。兵燹之下,寻人本来极为困难。我竭尽全力发动那一带城区学界的关系,拨了不下十个电话,才有友人仗义履险入北航找转入地下的“学生自治会”探问,得知该学生已遁往内蒙古避难。我让友人转递自己的电话地址,留给这位热血青年一条退路。可惜,父不如子,其父日后的作为和自己的儿子甚不相配。

说到底,他们只是专制主义和将人非人化的制度下的牺牲品。在一个充斥着谎言和邪恶的腐臭酱缸里,不孳生出诸如此类的软体动物才是怪事。

然而,另一种人神迹一般穿过煞气和血光倏然出现了。

关于这一位,我不能说太多,姑且称他为D。他是我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多年共患难的“知青农友”,早年他甚至是小有名气的红卫兵领袖。后来他移居香港,十年之间,事业有成。只是,聚首的次数已极稀少,他商贸生意覆盖面并不包括大陆。实想不到他这次竟是专程来找我,先由另一位“兵团战友”传话,会面地点在华贸大厦餐厅。

D的处事方式是红卫兵遗风和香港人“应做就去做”气魄的混合。他已知我处境,毋庸多言。他让我到深圳小梅沙海滨度假村,在约定时刻下海作悠闲状游泳,不用多久,就有高速摩托艇驰到,驾艇的就是他。边防军从发觉到出动追截约需三分钟,何况根本追不上他,那艘私家快艇不到十五分钟可到香港水域。我只有两天时间考虑干还是不干,第三天他再亲自来广州一趟,听我的口讯。说完,付账走人。

D根本没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义本无言。

其后我更晓得这并非朋友间的义气,而是民族大义,是对恶势力的蔑视,是对庞大的暴戾巨兽的勇敢挑战。

两天之内又有变数。

省委成立了专司“清查”的“工委”。作家协会属省直属机关,必须指定一名联络员定期向“工委”汇报清查工作,并参加各直属单位的碰头会。作协所指派的某某,和我不过是点头之交,此人一向谨言慎行,城府甚深。这日我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作协尚能看到香港《明报》),此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直磨蹭到室内无旁人,他忽凑前低语,告诉我最新动态,美术学院的某某和我已列入黑名单头两名。语毕匆匆离去。真乃危难之际见人心。

另一消息更惊人,有某条我不能透露的渠道传话过来,不日北京将有人前来,来人急需援救。我猜不透此人是谁。刘再复?苏晓康?郑义?柯云路?徐刚?

其时,我已知道同行中人叶文福、王培公已被拘禁,更多的在流亡之中。

按那传话者与圈中人的关系,此人似是郑义居多,但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苏炜,甚至认定他早已潜伏在南方某地,一直伺机与外界联络。我实不知苏炜已逃出生天,并成为“地下通道”的第一批逃逸者。

至于那神秘的“地下通道”,我亦不知它是有严密组织性抑或像D那样英雄虎胆的独行侠。

无论如何,我要等到那位不知其名的来人,再和D一起行动。

D来了。行动取消。

D已实地侦察过。据悉小梅沙海滨一带军警剧增,已奉命令,活捉一名外逃犯奖励五千元,击毙一名则奖三千。D的快艇斗得过边防巡逻艇,却斗不过枪弹。

D另有计划,不过更迂回曲折并更具惊险性,因为多出一名外逃要犯,此人的下落与安危,已成了外间传媒关注的焦点。D自有他的网络,得到了此人秘密躲藏的地址。但他不认识此人,唯恐有诈。他掏出一张照片,让我验明正身。

我一瞥窝在手心的照片。

是苏晓康!

⊙ 亡命天涯

哗啦啦放下的锚链再度把我和这片热土绞结到一起。

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已化为涔涔热汗,浇灌到这个浓绿的岛屿上。六年垦荒岁月,除了让橡胶苗蔚然成林,更生长出好多经血汗淬砺过的友情。

那些被珍存于记忆深层已渐发黄发皴的形象,注定要极其灿烂地再现一次,成为亡命者投奔怒海时导航的星座。

我行走在海口市的横街窄巷,脚下漂浮不定,如同踩着动荡的甲板。十五年没再坐过海轮了,晕得厉害。我丧失了乘飞机的资格,我既不能开出购机票的单位证明,更唯恐在民航电脑中留下姓名和去向的踪迹。此来已不独是我个人的行动,更关乎另一位北京政权发誓要缉捕归案的第四号通缉重犯。

我对旧海口的地理还不算陌生,十五年过去,它的面貌并无多大改变。我找到了那条弯曲陋巷,并存那门牌前来回走了三趟,记住了水泥龟裂的台阶和排泄着脏水的明渠。

我不打算马上与他联络,尽管他亦知道我已成为这个“死亡游戏”的参与者。

我是在庐山笔会上认识苏晓康的,他属于生命力顽强的一种特型,有着其瘦小躯壳所容纳不了的律动激情,却并不体现于四肢的活动量上。他甚至对游览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天下名山了无兴致,整天待在云中宾馆房间里和同行海阔天空地神聊,通宵达旦不辞其倦;他时有惊人之语,其幽默却缺少谐趣而近于尖刻。对他来说,以强烈的形式来表达思想,要比用机智手法来包装主题来得彻底因而更有重量。由此可见,他近年的报告文学系列卒能力撼文坛,决非偶然。这类典型性格与生俱来就是正统意识形态的天敌。

一位才情超卓的女作家去过庐山后,写出一部人性深层揭秘的《锦绣谷之恋》,受到官方尖锐批判;而苏晓康的庐山之行,却孕育出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乌托邦祭》,出没其间的人物并非悱恻缠绵的男女,而是数十年来弹指风云漫天、跺脚地动山摇的主宰中国命运的一撮“超神”,从毛刘朱周到彭德怀,以及形形色色的封疆大吏都在庐山上出将入相,充分表演着自己。《乌托邦祭》未及面世就已成了禁书。

此书的另一个合作者罗时叙是当地的“土地爷”,他主要提供当年“庐山会议”的细节花絮。此人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比苏晓康早了五年,那些生动故事早已听他讲述过,沧桑感慨自是一大堆,却未能触动我政治敏感的神经丛;而钻进苏晓康的耳朵,则不仅仅是转化为伤怀吊古的感慨,竟提炼成了这么一部向历史大逼供的天问式“焚书”。

《乌托邦祭》的宏大构思,就是他“侃大山”侃出来的。

此刻,我走出那条曲折陋巷,很难想象如他那种气质的人怎可以画地为牢,在此间不见天日地躲藏了这样久。

地点勘查过,要付诸实质性行动了。D指示我先找到一条出海的船,谈妥后将船的编号电话告诉他(用约定暗语)。他将在香港包租一艘船,由熟悉这一带海域的船老大在某个专事添加淡水、食品、柴油的小港湾先期停泊等候。之后的细节我不必尽知。

我必须迅速行动。为等候那神秘的“北京来人”,白耗了若干日,直到过了指定日期,仍未见其现身,或是改变路线了,或是被险所阻,更大的可能是已经被捕。

我始终不知那人是谁。这一变故使我处境的危险度激增。我在作家协会作了些含糊其辞的铺垫,施放一通障眼烟雾之后,就倏然消失,遁入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之中。

我以接近极限的速度转换了场景,出现在离海口市颇远的某港湾小镇,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要找的人。此行的细节无甚可记叙,这位朋友性情一如当年,寡言少语,内向得如同对朋友的忠诚。他不费唇舌去问缘由,便投入行动。但他的本职工作与港务无关,未能成事也是天意。他最后只得领我到港湾散步,偷偷指点泊在远处的机帆木船,告诉我,那是越南投奔怒海的难民营,按惯例到此补充水和粮食。他可以送给难民一桶柴油,交换条件是多上一两个搭客。

我望过去,暮色中那两三点昏黄的煤油马灯,映照着船舱里形容枯槁的越南难民,那愁苦悲惨的情景,宛如一幅联合国难民公署赈济急难的劝善宣传画。那是生活在同一制度下的人民,他们宁可把命运的未可知性押在险恶浪尖之上,也不愿做越共的臣民,因为在那里“人”的命运的确定可知的。

他们的目标是香港,但也有可能漂泊到吕宋群岛,更大的可能是在漩涡和鲨鱼坚韧的腔肠里找到最后归宿。

这只能是我以及苏晓康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

……

场景:一个称得上为“市”的较大港湾。

和我并坐于堤岸之上聆听舒缓潮声的是本地一位很有地位的人。

依照权力和年龄成正比的定律,他是上一辈的人了。我初识他时,他正在黎寨水田里挥动长鞭驱策一群水牛“踩田”,这是一个未曾熟悉铁器时代的民族传统耕作方式。他在这山高林密、烟瘴重重的山寨里默默劳作已经二十年,而且还将要熬上十个年头方能解脱。

当我和D(其时未满廿岁)得知他是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共的老红军战士,简直惊愕的如同眼见“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洪常青死而复生!

他姓符,血管里流着一半来自一个强悍骁勇民族的血液。他的母亲是位纹面老妇,曾先后挨过国民党军一枪和日本鬼子两刺刀仍奇迹般地活着。这种蔑视死神和厄运的超强生命律,同样在他的血脉里得到遗传。他十三岁投奔冯白驹的琼崖纵队,身经百战,先是和国民党军和“南霸天”们打,之后又和国民党军和“南霸天”的乡团协同起来和日本鬼子打,其中在琼海县血流漂杵的一仗打得最为惨烈,他浑身是手榴弹片的血窟窿,仍大呼杀贼。战事结束后他得到了国共双方指挥官的嘉奖。

不幸的是,他参加的这支红军并不隶属毛泽东领导。因孤悬海外和重重封锁,琼崖纵队和中共中央有电台联系的时期极为短暂,一切政治军事方针大计都由冯白驹司令兼政委富于创造性地自行决定。内战得胜,政权易手,冯司令及其一大群忠勇部下得到了功高震主的报应。“反地方主义”第一波整肃,就令有“红旗不倒”之誉的游击英雄们整得纷纷倒下。

老符“解甲归田”隐逸于山林之中,直到认识我们两个忘年交,才豪气陡生,在他那茅寮里畅饮木薯酒,追忆大马金刀、喋血沙场的壮烈故事。

老符没什么文化,除了对郁郁而卒、死不瞑目的冯白驹司令仍抱着一腔精忠,他对共产主义知之有限。直到八十年代中,他终于被追加所有荣衔,并出任某地某级的头头,却已是廉颇老矣,很难再对那个虚无缥缈的主义燃出爱火。这些年,我来海南岛看望过他两次,交谈之推心置腹,一如当年。

此际,他平静地听完我的讲述,冥想五分钟,便如同审批一件寻常公务那般,不疾不徐地答复:一切交给他去办,三日后可上船。

我无以言喻那一瞬间的感受,风起云涌的激动心潮稍许平伏,我结结巴巴地说:登船前后一切费用可由我付(其实是D付)。

老符简洁而明晰地答:不会有人收你们的钱。

大事已定,其后节奏就加速进行了。

这位当年就不知党中央为何物的红军老战士,完全不把中央放在眼里,竟留我在他家住,并说不妨把那同行者也请过来(我尚未告诉他苏晓康的姓名身份)。次晨,就打发他女儿领我去见计划的具体执行者。

老符的妻子也是黎族人,女儿出奇俊美。我一向认定海南美女尽归苗族,黎族女子远为逊色。直到我的小说《南方的岸》拍成电影,导演物色到一位黎族少女当配角,从此这位灰姑娘大放异彩,成了该民族最尊贵的公主,她就是后来红遍半边天的影视明星谭小燕。老符的女儿正是谭的同学,只是尚无“星运”,却已卷入了危险的“死亡游戏”之中。

她第一个介绍给我的是她的男朋友C。

C的父亲是有名的苗王,在部落加冕称尊时尚年幼。共产党接管海南时,这位苗王年仅十四,就稀里糊涂地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了“红色苗王”。现系本岛政协的重要人物。

海南苗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大陆上的苗族散布于云贵川湘桂鄂闽多省,部族间永远隔绝,语言却是相通的,惟独海南的苗族与大陆各省的部落均语音不通,习俗也大异。可见当初将其界定为“苗族”似有谬误,他们应是一个尚未冠名的特殊民族。自宋朝以降,这个民族总处于最底层,比之黎族还有不如,故而他们的血性更为炽盛,尚武而善战,悍不畏死。

苗王之子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有学识有思想又见过大世面。他读过我所有以海南为背景的小说,见面就大谈其印象感想。此时的我,怎有心情扯这些风雅话题!不过谈锋一转,C就崭露思想锋芒。他先抨击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中央政府当初的许诺无一兑现,最荒诞可笑的是向苗王们许下大愿,要帮助这个结绳记事的民族创立本族文字,且不说那些都成画饼,共产党更不辞“古今奇谈”之讥,将一批黎酋苗王划为“右派分子”。想象一下刘宾雁、王蒙之流竟和一群峒主酋长列为同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继而,C猛烈攻击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以及中共前三十年的“世界大战”臆想狂,海南岛正好成了这类梦呓式政治魔症的祭牲。中央只进行“殖民掠夺”,战略物资橡胶、全国最大的莺歌海盐场、全国最好的水晶矿、石碌铁矿,都直属中央,只取不予。至于建设,在“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荒谬备战政策下,中央明确规定不在海南搞任何长线基本建设。结果自然是海南这宝岛日益穷困破败,和另一大岛台湾形成鲜明对照。总算在改革开放十年后才有意规划新的建设蓝图,其实海南建省、高度自治是国父孙中山的主张。共产党对海南的统治完全是一个冗长噩梦。

这次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中,有一位中央民族学院的苦聪族学生。这对各少数民族的青年新生代都是不堪忍受的强刺激,从而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中央集权产生了极深的逆反心理。

痛陈一通天下兴亡大事之后,C的门铃骤响,在我的脸色由白转青的过渡期中,来者鱼贯而入,竟有六七个之多,其中一件领章帽徽齐全的橄榄绿军人制服几乎令我当堂昏厥!

实想不到,计划的执行者就是他们,阵容之浩浩荡荡,简直不似协助民运人士逃亡,而是一支跨海远征南沙群岛的特遣分队。

C坦然地一一介绍,又毫无顾忌地把我介绍给诸人。便有人问:不是还有一个吗?到底是谁?C看着我,我不语。那现役军人忽开腔:管他是谁,反正有人捉人,有人救人,都是咱们的活计。

听上去,座间的行伍中人还不止他一个。

他们自己聊开了,谈起本岛的政治风云,议论日前被罢黜的海南省第一任省长梁湘和《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

海南的政情恰是中共治国历史的缩影。自冯白驹到雷宇,凡是真心为民而又受到老百姓拥戴的,均被黜被逐。那些一无建树的庸人昏官反倒在党祸频仍之中安然无恙。海南更是历代“持不同政见者”的放逐和埋骨之地,纪念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李纲、李光、赵鼎以及名臣胡诠的“五公祠”,就在海口。这座建造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精舍,刻有一副名联: “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再加上苏东坡、海瑞等历史人物在这片僻壤流传下来的故事,深深影响着岛民的文化心理。

一部似曾相识的演义正在构思着它的新章回,这群素昧平生的热血青年,为营救万里投荒的叛逆者,开始了紧张而周密的筹划。

满屋烟雾腾腾,令我的泪腺产生了分泌,那些凑到一起的脑袋和面孔,在我濡湿的视网膜上组合成一幅轮廓鲜明的群像。

官法如炉,民心似铁,暴政只能锻造出无数宁折不弯的反抗者。

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这是中国数千年激荡历史所凝聚的一种典型人格。它不光流行于超现实的武侠小说之中,而长久不息地奔涌在黄皮肤覆裹着的血管里。只要正义和邪恶的对峙还存在,这种光照千秋的精神人格就会代代相传。

一切都已布置妥当。

我被窝藏到一幢行将拆建的旧宅,门窗紧闭,只有大海的涛声一刻不停地振荡着耳膜。

拂晓时分,另一位同舟蹈海者出现了。

一部军用吉普车将他安全转移到此。

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充满惊悸的日日夜夜如同挣不脱的梦魇,令他的灵与肉均扭曲变形。他没戴眼镜,蝙蝠般地潜伏于暗无天日之中,原就不需要正常的视力。只是,这使得他那张脸变成徒有轮廓而无神采的苍白石膏像。

他也没能即刻认出我来。我亦摘去眼镜多日了,鼻梁摆脱了那副赘物的压迫,实不知自己成了何等模样。

護送者離去後,我倆擁抱啜泣。

那些气壮山河的史诗画面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血祭,令这座阴郁的老宅风云漫卷。苏晓康才拭泪痕,就急切地探知他遁入地下之后人世间的种种情况,我尽自己所知,一一奉告,其间最不可知的就是我们的命运。

还有十二个时辰,天入黑,“死亡游戏”就正式开始。我们将凭借着一叶孤舟去冲缺由怒涛暗礁、炮艇射灯交织成的罗网。

如果说,在天安门广场已死过一次,那么此刻我们这两条游魂却被剥夺了对死亡的想象能力。偏偏苏晓康那双从暗室里磨练过的眼睛发现了壁上一件物事,那是乡民喜用的挂历,我们细翻,今年今日赫然印着——日偏食。是日大凶,诸事不宜。

我们到底应该忌惮日蚀这自然现象,还是恐惧那超验的预言?

这就是命。当我们自身凶险之巨剧到了这种程度,天象又算得了什么。

……最后一个钟头,我们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手表的刻盘,脉搏和秒针展开了疯狂的赛跑……

犬吠,脚步声。

命运在叩门。我们下意识地摹仿着一个陈旧的戏剧细节,两人紧紧握手,不知是我还是他的骨节被捏得咯咯作响。然后我们向命运迎上去,轻轻拔动了门闩……

我不再记得自己做些了什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进入黑暗之前看到的最后一幅图景——一个波动不已、闪烁着奇幻粼光的壮阔平面。

一九八九年八月间某个深夜,我们登陆于一片自由的土地。

(注:本文中个别地点与人物系假托,谨请读者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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